帝心知肚明,此皆试探之举。帝欲再出奇兵,然温体仁等苦劝,以天下苍生为重,帝终作罢。
京城防务森严,八万将士枕戈待旦,火炮齐备,粮草充足。
崇祯帝渴望一见万炮齐发之壮观,誓守天下第一坚城,静候藩王来犯,以证大明之威。
正此时,司礼监掌印、东厂厂督王承恩携急奏而至,山陕总督孙传庭、关宁锦总督卢象升之报,令局势再生波澜……
东厂、外务府与通政司,消息网罗虽广,然论迅捷无匹,唯锦衣卫独步天下,其衙门高墙深院,唯崇祯帝一人之耳目。
非遇十万火急,孙传庭、卢象升二位重臣,不轻启锦衣卫之秘径,崇祯帝深谙此道。
龙案之上,木匣轻启,两疏并列,孙疏暂置一旁,卢疏先启。卢象升之奏,字字泣血,言建虏皇太极率八旗精锐,趁我藩乱粮匮之际,大举犯边,锦州城危在旦夕。
然卢公壮志凌云,誓守疆土,并拟亲率天雄军出关迎敌,同时密令孙传庭加强戒备。
崇祯览毕,信交王承恩,二人眉头同蹙,皆知此祸与福王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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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虏此举,必因福王之祸,其罪当诛!”
王承恩愤然言之。
崇祯帝虽心狠手辣之名在外,然实则不然,屡给逆臣改过之机,无奈皆冥顽不灵,方有今日之局。
“宗室之患,非除不可,然朕非无情之人,若其能助朕新政,共克时艰,朕亦不愿行此决绝之举。”
崇祯帝叹道。
其意在于,欲以海外拓殖、外派忠藩之策,化宗室为臂助,奈何众藩不识时务,反生叛乱之心。
王承恩忧道:“卢公欲出关野战,恐非万全之策。
我大明自萨尔浒、浑河之败,野战之勇已失,边军多龟缩城内,以求自保。”
崇祯帝笑而不语,心中早有计较。
锦衣卫早已洞悉建虏动向,卢象升此举,实为试探与布局,非草率行事。
“卢卿非愚钝之人,通政司之奏,自当另有一番说辞。”
崇祯帝一语道破玄机。
卢象升深知朝堂复杂,此密信专为崇祯帝而书,意在请命出征,兼以便宜行事之权,免遭朝臣非议。
随后,崇祯帝启孙传庭之疏,果如所料,秦王谋反之事跃然纸上。
一场风雨欲来的前奏,已在紫禁城内悄然响起。
遵崇祯圣谕,秦王兵马甫离西安,即遭孙传庭五万雄师雷霆围困,此等部署,实属迫不得已,旨在确保秦兵不越陕西雷池一步。
陕西之地,鼠疫肆虐,如野火燎原,锦衣卫与东厂精锐尽出,共筑铜墙铁壁于边陲,然大军压境,防线亦显岌岌可危。
秦王麾下万余将士,已染鼠疫之祸,孙传庭深知其毒,故灭敌之后,立命焚火葬尸,万烬齐燃,蔚为壮观,十里之外,竟有奇异之香弥漫,引人遐想。
有趣的是,秦王曾以重金十六万两相诱,欲借孙传庭之手,暗渡陈仓。
然孙传庭非愚钝之徒,深知藩王联手谋反乃异想天开,朝廷之病入膏肓,实乃表象,故应允秦王之请,实乃权宜之计。
秦王自信满满,以为金钱可开鬼门关,殊不知孙传庭心如铁石,终致其败局已定。
崇祯帝轻描淡写,一语定乾坤:“传旨孙传庭,言秦王染疫暴毙。”
自古以来,俘虏敌酋,以显君威,然手足相残,实非光彩之事,崇祯帝避之不及。
“再告孙传庭,遣偏师定平凉、甘肃,韩、肃二王若识时务,可纳降;然孙传庭务必固守宣府、大同,以防建虏窥伺。”
崇祯帝深谋远虑,忧建虏转攻宣大,故有此令。
韩、肃二王,地处偏隅,进退维谷,秦王既殁,群龙无首,兵力单薄,起事消息已沸沸扬扬,欲罢不能,其尴尬境地,可见一斑。
锦州城下,初冬严寒,雪覆大地,银装素裹。
守城将士,虽面寒霜,心却炽热,温饱之余,更有姜汤暖身,士气高昂。
然警报突至,敌影隐现于风雪之中,边关风云再起,一场激战,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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