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不敢去找他们要还手枪。游戏还在进行,我若回去,会被当作变节分子抓起来的。他们会借口游戏,假戏真做,打我一顿。只有等到天亮之后,我才能理直气壮地去找他们。
醒来,我禁不住大笑。原来,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被&ldo;组织上&rdo;抛弃了。
伊渡:
我注意到你刚才说到&ldo;游戏&rdo;二字,感触颇深。儿时的游戏同现实生活中的成人游戏似有共同之处。游戏可以造就一个场,使身在其中的人不辨真假,照玩儿不误。哪怕有人看出游戏的荒诞,也很少有人胆敢脱离游戏。顽童的游戏还可以不当真,比方你突然发现自己被伙伴们抛弃了,干脆回家睡觉去。可是,现实中的成人游戏,就没那么轻松了。
王跃文:
我那天从梦中醒来,大笑之后,久久不能入睡,思考的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这让我想起父亲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我读《往事并不如烟》,知道了当年&ldo;反右&rdo;的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感慨良多。同基层&ldo;反右&rdo;不同,上层&ldo;反右&rdo;多少还是政治斗争,不管其理由如何;基层&ldo;反右&rdo;就有些像儿戏了,连政治斗争都谈不上,无非是借端整人。但是,就因为上层提供了&ldo;反右&rdo;这么个游戏,基层就玩儿开了。想整谁,就找些事儿,把他打成右派。我曾写过篇小文章,真实记录了父亲打成右派的经过。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蒲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阿q因为秃头,在他面前连&ldo;光&rdo;、&ldo;亮&rdo;都不能说的。但这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伊渡:
你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难道就因为这首打油诗?简直太荒唐了。
王跃文:
是的。一九五七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了,那当然就是攻击党了。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身命运逆转。记得我读米兰&iddot;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我们自己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行了。
伊渡:
中国近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官场人格。有时候,种种官场人格只是变化着呈现形式而已。
王跃文:
我因为曾经混迹官场,熟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一九五七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就复杂化了。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有的地方越是官大越威严。所以我曾在小说《西州月》里写道,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场最像官场。
伊渡:
你见过很平易近人的官员吗?
王跃文:
当然见过,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说起县长已没什么了不起,甚至还有些土的印象,因为那是中国比较基层的官员。但是在县里面,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县长非常了不得。记得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没几年,随县长去沿海地区考察,同去的还有十几个区委书记。那次经历,我感觉官员身上某种神秘的东西真耐人寻味。我们从火车站出发,离家越来越远,县长就越来越随和。一路上玩儿扑克、开玩笑,很开心。我们在上海、江苏、福建转了一圈下来,县长同下属们几乎混成了哥们儿。直到厦门海滨浴场,县长同我们都光着身子游泳,可谓坦诚相见。县长还拍着自己的裸胸开玩笑说,我们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可是考察结束后,我们往回走时,离家越来越近,县长就越来越严肃。回到县里的火车站,县长又像往常一样板着副冷脸了。也许县长并没在意自己面孔的变化,但如果不是故意做出来的,那就更有意思了。
现在时代进步了,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混得跟朋友似的。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ldo;老板&rdo;。过去有个时候,&ldo;老板&rdo;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现在却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人说,能够帮你办成按党和国家政策办不成的事的,就是朋友。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
伊渡:
可是我发现你的玩笑开得很大。听说你的《国画》出版后,在原来工作的单位闹了些风波。很多关心你的朋友同我说起这事,都说你太冲动了。事情过去近五年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说,事情发生在今天,你会怎么处理?
王跃文:
你是否指&ldo;公开信&rdo;那件事?可那并不是个玩笑,我觉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99年下半年,有天机关开会,某官员在会上说到《国画》,说是发表几点&ldo;个人意见&rdo;。你知道,中国官场是没有什么个人意见的,虽然很多人嘴上这么说,但多半只是谦辞,或是策略。过去政治挂帅的年代,很多人就因为某领导发表了几点&ldo;个人意见&rdo;,就万劫不复了。现在情形虽说不同了,但只要他是高高在上的官员,他的个人意见仍然足以令你日子难过。一年之后,政府机关机构改革,我被分流出局,这就是印证。当然,没有谁会承认我被分流是因为写了《国画》,还写了那封大逆不道的公开信。官场上,任何堂而皇之的事情,都是可以拿来整人的。比方干部脱产学习,既可以是提拔前的镀金,又可以作为排除异己的法门。当然,我并不因为分流本身而耿耿于怀,我很乐意过现在这种纯粹读书写作的生活。但有人拿这个机会来整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同前面说到的游戏差不多,它给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提供了人事洗牌的良机。所以民间有人说得夸张,说某省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两大成就,一是撤消了一个省财办,二是分流了一个作家。我初听此话,笑得肚子痛。当然民间说法难免演义色彩,未必完全准确。我只知道自己是真正地被分流了。
伊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