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朝中先是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上书言苏轼谤讪朝政,御史台检会送到所谓的“罪证”《钱塘集》后,朝廷方下诏知谏院张璪及李定着手办理此案。
朝堂上方下诏,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罢免湖州知州,一家老小驱离官斋。
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李定上书的大意为:
湖州知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如今圣上新擢进的官员,大多与苏轼不合,所以说苏轼自度自己终不为朝廷所用,携怨怀怒,大加诋毁,还把这些个情绪形成了文字,使得世人共知。有的是燕幅之讥,有的是宝梁之比,讪上骂下,实为法所不宥。
在李定的眼里,苏轼共有四项当诛的罪过。一是苏轼当初发布一些奇谈怪论时,圣上并没有追查是想让其改过,但他屡教不改、我行我素。二是陛下已经给足了苏轼改过的机会,但是,那些大逆不道的傲悖之言,已经传播中外,造成的影响无法挽回。三是苏轼所作的文章,虽然谈不上有什么道理,但是煽动性极强,足以鼓动流俗。此人不服陛下的教化,不遵循朝廷的法度,可谓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苏轼熟读史传,难道不知道事君有礼,讪上者诛。陛下修明政事,他却因为一己之私,公然诋毁。
文末,李定很愤怒地总结道,如今正值新法推行,肇新百度,天下为之大变革之时,尚有苏轼之流虚名浮论,足以撼动众人,实在是该杀。
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上书说:
苏轼的《谢上表》里,多有讥讽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颂;忠义之士,无不愤惋。自陛下新美法度以来,持有异论之人,自然不少。然而最多不过是作文发泄一番,或者只是阳奉阴违,坐观其变而已,至于像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上骂下,不具备人臣之节操者,到苏轼这里,没有人能望其项背了。
比如,陛下发青苗钱惠民,他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修水利,他就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严谨监禁,他就说“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舒亶还说,苏轼这些胡言乱语,无一不是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历数历朝历代,君主们难免会有失徳之行,违道之政,而那些逆节不轨之臣,难道就可以为了证实其短而动摇人心吗?
希望陛下能体先王之义,动用治世之重典,将苏轼从重发落,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
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书说:
苏轼的《湖州谢上表》里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何正臣正是抓住了《湖州谢上表》中的那段话,从中大做文章,并给苏轼扣上了一个罪名:“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
何正臣继续说苏轼的坏话,他说,苏轼的人品有问题,哪里有个天灾他就说是新法闹的,哪里出现了饥荒他也说是新法闹的。而且还写诗文来攻击改革的新法,他的诗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很大,他本人却还沾沾自喜。
面对御史台的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的无端指控,苏轼究竟是怎么得罪他们了,非要把苏轼置于死地。
关于这个问题,若是从御史台的那帮人的身份来分析,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了。
自从王安石不再主持变法的事务,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就成为了变法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宋神宗推进新法的坚定支持者。而苏轼却是一个保守派人士,他站在了反对推行新法的一边,御史台担心保守一派再次卷土重来,从而威胁到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
苏轼在当时的名声很大,朝廷中每次颁布一条新法,他都会召集一伙人,在背后对这条新法指指点点。因此,李定、何正臣等人之所以要拿苏轼开刀,还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然而,宋神宗可不是容易冲动的皇帝,他的脑子始终保持着清醒。在位十六年期间,他怀着一腔热血和政治抱负,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一件事情上面,那就是“实现富国强兵,摆脱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带着这个目的,宋神宗重用了王安石,让他具体负责实施变法。尽管此时的王安石已经不在朝堂,但宋神宗依然坚持把改革之路进行到底。
宋神宗认为,要想变法成功,就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重点是要维持政局的平衡。
所以,宋神宗一边积极推行变法,一边努力调解朝廷的政局平衡。意思就是说,若是改革一派太嚣张了,就偏向一点保守一派;若是保守一派的反对声太大,就多多支持一下改革一派。
别看御史台的李定、何正臣这些人在明面上蹦得很热闹,但他们只是国家改革舞台前台的人物,而真正在幕后操纵的人物则是宋神宗。
当收到御史台呈上来的弹劾苏轼的奏章,宋神宗陷入了一阵沉思,他也非常仰慕苏轼的才华,不忍心将苏轼杀掉。
在宋神宗的心里,他自然也希望苏轼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帮助自己推行变法。但由于苏轼与当时朝廷的政治理念不相融合,宋神宗也没有办法在这场变法运动中重用苏轼。
宋神宗深知,苏轼的高调行事作风也确实影响了新法的推进,已经到了自己出面调解平衡的时候了,索性就借着逮捕苏轼的机会,打压一下保守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