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苏轼,刚从徐州调到湖州担任知州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是以诗文自娱自乐,过着无比逍遥快活的日子。
元丰二年七月初七,湖州任上的苏轼,正在阳光下翻晒家藏的书画。
突然,大表哥文与可的筼筜谷偃竹图一下子掉了出来,自当年正月二十,表哥在陈州病逝后,关于他的音信第一次浮现在苏轼的面前。见到这幅竹图,苏轼不由地失声痛哭起来。
回忆起与大表哥的一切过往经历,苏轼静坐下来,专门作了一篇《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以此来祭奠表哥的亡魂。
二十七日,程棐派人到湖州告诉苏轼,说已经捕获了妖贼郭先生等人。苏轼查阅了徐州孔目官以下捕获妖贼的报告,诚如程菲所言。这个程棐,本是徐州的小民,家富、有胆气,为了搭救被官司牵连的弟弟程岳,情愿为官府效力,自己冒死抓捕要犯,来替弟弟赎罪。
启用程棐,这本是苏轼首肯的事情,如今程棐已经完成了使命。苏轼想上报朝廷,阐明程棐之弟只是与李逢有往来,并没有做过坏事,想请求朝廷赦免于他。没想到,苏轼写好的公文尚未发走,自己就被逮捕下狱了。
这是后话。
只说苏轼在湖州时,生活中是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他曾与当地僧人仲渊交往,还题过颜真卿的《放生池碑》,修筑了岘山前面的苏湾之堤坝,后世称之为“苏堤”。
杨绘(字元素)作诗回忆了“六客会”的往事,那是苏轼被除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离京赴杭途中,再次路过湖州时,湖州有五个崇拜苏轼的年轻人:曹辅、刘季孙、苏坚、张弼、张仲谋,有人与苏轼是世交,有人即将成为苏轼的下属,五人相约一起宴请苏轼的往事。
杨绘将自己的感情化成了一首诗作,寄给了苏轼。苏轼此时的心情十分方达,常到湖州城外游览各处的风光。
晁端彦(字美叔)这一时期曾劝诫过苏轼,要他在官场内外都要谨言慎行,免得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老晁知道苏轼素来不喜欢忍事,怕他言有所失。可苏轼却说,自己遇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还对老晁说,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
晁端彦闻此言,也只好默然而作罢。
我们知道,北宋神宗皇帝继位后,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启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但是,新法的推行,遭到了墨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两宫太后和司马光等大臣的反对,新旧党争的出现埋下了北宋灭亡的种子。
苏轼既不属于新党,也没有完全倒向旧党,他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地方官的时候,发现了新法中青苗法的弊病,不断上书朝廷痛陈利害,由此与新党人士产生了嫌隙。熙宁九年,王安石心力交瘁,辞相出朝,宋神宗走到了变法的台前。
与王安石的高风亮节不同,此时的新党大员多为政治投机的奸邪之辈,而苏轼又口无遮拦,一场针对他的文字狱正在悄然酝酿。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新官上任,作为例行公事,要上奏朝廷谢恩。在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中,有这么一句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早就对苏轼不满的新党人士如获至宝,他们借题发挥,弹劾苏轼不仅攻击朝廷,反对新法,更是对皇帝大不敬。
宋神宗推行新法本就不顺,听了之后大为恼火,下诏让御史台拿办苏轼。李定时任御史中丞,苏轼曾经写诗讽刺他“不孝”,这次落到自己手里,决心狠狠地把苏轼修理一通,甚至动了杀心。有一个叫皇甫遵的太常博士,嗅觉异常灵敏,他认为这是个升官发财的难得机会,据说是毛遂自荐前去湖州拿捕苏轼的。
宋朝著名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和苏轼是好朋友,他不仅出资为苏轼刊印了诗集《钱塘集》,而且在皇甫遵一行到达前,义无反顾地向苏轼的弟弟苏辙通报了消息,要苏辙急速派人去湖州通知苏轼,好让他做些应对准备。
苏辙救兄心切,立即派信使赶往湖州通知苏轼,要他焚毁一切有可能产生麻烦的文字,争取落个宽大处理。
苏辙派出的信使和朝廷派出的公差分别快马加鞭赶往湖州,从而拉开了北宋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的帷幕。
当时,朝廷派出的公差是太常博士皇甫遵,又名皇甫僎,同行的是他的儿子和御史台的两名官吏。
他们四人快马加鞭往湖州赶,沿途可以使用驿站提供的交通工具,所以速度非常之快。而苏辙派出的信使始终只能骑一匹马,中途必须停下来休息和喂马,因此再怎么日夜兼程也赶不上公差的脚步,两者的距离就这样越拉越远。
就在这时,皇甫遵的儿子由于不适应千里奔波之苦,中途患病,不得不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停下来休息,因而耽误了大半天时间。正是这宝贵的大半天使得苏辙的信使超越了他们,争得了主动,于七月二十八日早晨先于皇甫遵一行赶到湖州城。
七月二十八日,一切来的都是那么快,就在苏轼刚刚在湖州府衙后堂与祖无颇完成交接工作的时候,朝廷派来的以太常博士皇甫遵为首的人马已经到了。
苏轼当即将公事交给湖州通判暂行代理,自己则告假回家。当几个时辰之后,皇甫遵一行来到湖州时,那些该处理的文字早已被处理得一干二净。所以后来给苏轼定罪的诗词多半是他以前在杭州任通判期间写的,近几年的诗作则很少被作为罪证,而他的罪名也因此轻了很多。
御史台的官吏们本想置苏轼于死地,哪料想半路杀出一个王诜来,事先向苏轼通报了消息,让他早做了应对准备,否则苏轼的结局真的难以预料。只可惜了那些被苏轼处理掉的诗文,后人再也无缘欣赏了,这个损失自然是无法估量的。
王诜虽然最终仍以徇私泄露朝廷机密的罪名被降职了,不过他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毕竟官场升迁无常态,而二人之间的友情却是无价的。
我们苏大学士后来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达观的人生态度,然而那时的他显然还不是那么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