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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城隍、土地、灶君是和中国人民大众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神。

这些神是&ldo;古帝王&rdo;造出来的神话，是谣言，目的是统一老百姓的思想，是&ldo;神道设教&rdo;。

老百姓也需要这样的神。这些神的意象一旦为老百姓所掌握，就会变成一种自觉的、宗教性的、固执的力量。没有这些神，他们就会失去伦理道德的标准、是非善恶的尺度，失去心理平衡，惶惶然不可终日。我们县的城隍，在北伐的时候曾由以一个姓黄的党部委员为首的一帮热血青年用粗绳拉倒，劈成碎片。这触怒了城乡的许多道婆子。我们县有很多的道婆子，她们没有任何文化，只会念一句&ldo;南无阿弥陀佛&rdo;，是神就拜，念&ldo;南无阿弥陀佛&rdo;，不管这神是什么教的神。不管哪个庙的香期，她们都去，一坐一大片，叫做&ldo;坐经&rdo;。她们的凝聚力很大，心很齐。她们听说城隍老爷被毁了，&ldo;哈!这还行?!&rdo;她们一人拿了一炷香，要把姓黄的党部委员的家烧掉。黄某事先听到消息，越墙逃走，躲藏了好多天。这帮道婆子捐钱募化，硬是重新造了一个城隍老爷，和原来的一样。她们的道理很简单：&ldo;怎么可以没有城隍老爷!&rdo;

愚昧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大多数人对城隍、土地、灶王爷的态度是&ldo;诚惶诚恐，不胜屏营待命之至&rdo;，但是也有人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很多地方戏的&ldo;三小戏&rdo;都有《打城隍》、《打灶王》，和城隍老爷、灶王爷开了点小小玩笑，使他们不能老是那样俨乎其然，那样严肃。送灶时的给灶王喂点关东糖，实在表现了整个民族的幽默感。

也许正是这点幽默感，使我们这个民族不致被信仰的铁板封死。

第三节　岁朝清供

&ldo;岁朝清供&rdo;是中国画家爱画的画题。明清以后画这个题目的尤其多。任伯年就画过不少幅。画里画的、实际生活里供的，无非是这几样：天竺果、腊梅花、水仙。有时为了填补空白，画里加两个香橼。&ldo;橼&rdo;谐音圆，取其吉利。水仙、腊梅、天竺，是取其颜色鲜丽。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

我家旧园有腊梅四株，主干粗如汤碗，近春节时，繁花满树。这几棵腊梅磬口檀心，本来是名贵的，但是我们那里重白心而轻檀心，称白心者为&ldo;冰心&rdo;，而给檀心的起一个不好听的名字：&ldo;狗心&rdo;。我觉得狗心腊梅也很好看。初一一早，我就爬上树去，选择一大枝‐‐要枝子好看，花蕾多的，拗折下来‐‐腊梅枝脆，极易折，插在大胆瓶里。这枝腊梅高可三尺，很壮观。天竺我们家也有一棵，在园西墙角。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长不大，细弱伶仃，结果也少。我不忍心多折，只是剪两三穗，插进胆瓶，为腊梅增色而已。

我走过很多地方，像我们家那样粗壮的腊梅还没有见过。

在安徽黟县参观古民居，几乎家家都有两三丛天竺。有一家有一棵天竺，结了那么多果子，简直是岂有此理!而且颜色是正红‐‐一般天竺果都偏一点紫。我驻足看了半天，已经走出门了，又回去看了一会儿。大概黟县土壤气候特宜天竺。

在杭州茶叶博物馆，看见一个山坡上种了一大片天竺。我去时不是结果的时候，不能断定果子是什么颜色的，但看梗干枝叶都作深紫色，料想果子也是偏紫的。

任伯年画天竺，果极繁密。齐白石画天竺，果较疏，粒大，而色近朱红。叶亦不作羽状。或云此别是一种，湖南人谓之草天竺，未知是否。

养水仙得会&ldo;刻&rdo;，否则叶子长得很高，花弱而小，甚至花未放蕾即枯瘪。但是画水仙都还是画完整的球茎，极少画刻过的，即福建画家郑乃珧也不画刻过的水仙。刻过的水仙花美，而形态不入画。

北京人家春节供腊梅、天竺者少，因不易得。富贵人家常在大厅里摆两盆梅花（北京谓之&ldo;干枝梅&rdo;，很不好听），在泥盆外加开光丰彩或景泰蓝套盆，很俗气。

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

广州春节有花市，四时鲜花皆有。曾见刘旦宅画&ldo;广州春节花市所见&rdo;，画的是一个少妇的背影，背兜里背着一个娃娃，右手抱一大束各种颜色的花，左手拈花一朵，微微回头逗弄娃娃，少妇著白上衣，银灰色长裤，身材很苗条。穿浅黄色拖鞋，轻轻两笔，勾出小巧的脚跟。很美。这幅画最动人之处，正在脚跟两笔。

这样鲜艳的繁花，很难说是&ldo;清供&rdo;了。

曾见一幅旧画：一间茅屋，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内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案上，题目：&ldo;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rdo;，这才真是&ldo;岁朝清供&rdo;!

第四节　我的创作生涯

我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从他那一科以后，就&ldo;废科举，改学堂&rdo;了。他对我比较喜欢。有一年暑假，他忽然高了兴，要亲自教我《论语》。我还在他手里&ldo;开&rdo;了&ldo;笔&rdo;，做过一些叫做&ldo;义&rdo;的文体的作文。&ldo;义&rdo;就是八股文的初步。我写的那些作文里有一篇我一直还记得：&ldo;孟子反不伐义。&rdo;孟子反随国君出战，兵败回城，他走在最后。事后别人给他摆功，他说：&ldo;非敢后也，马不前也。&rdo;为什么我对孟子反不伐其功留下深刻的印象呢?现在想起来，这一小段《论语》是一篇极短的小说：有人物，有情节，有对话。小说，或带有小说色彩的文章，是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并且，这篇极短的小说对我的品德的成长，是有影响的。小说，对人是有作用的。我在后面谈到文学功能的问题时还会提到。我的父亲是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人。他会画画，刻图章，拉胡琴，摆弄各种乐器，糊风筝。他糊的蜈蚣（我们那里2l{做&ldo;百脚&rdo;）是用胡琴的老弦放的。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人。如果说我对文学艺术有一点&ldo;灵气&rdo;，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来的遗传基因有点关系。我喜欢看我父亲画画。我喜欢&ldo;读&rdo;画帖。我家里有很多有正书局珂罗版影印的画帖，我就一本一本地反复地看。我从小喜欢石涛和恽南田，不喜欢仇十洲，也不喜欢王石谷。倪云林我当时还看不懂。我小时也&ldo;以画名&rdo;，一直想学画。高中毕业后，曾想投考当时在昆明的杭卅『美专。直到四十多岁，我还想彻底改行，到中央美术学院从头学画。我的喜欢看画，对我的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我把作画的手法融进了小说。有的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有&ldo;画意&rdo;，这不是偶然的。我对画家的偏爱，也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影响。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一个人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跟所师事的语文教员很有关系。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教我们语文（当时叫做&ldo;国文&rdo;），都是高北溟先生。我有一篇小说《徙》，写的就是高先生。小说，当然会有虚构，但是基本上写的是高先生。高先生教国文，除了部定的课本外，自选讲义。我在《徙》里写他&ldo;所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rdo;，是不错的。他很喜欢归有光，给我们讲了《先妣事略》、《项脊轩志》。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到&ldo;世乃有无母之人，天呼痛哉&rdo;，&ldo;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rdo;的时候充满感情的声调。有一年暑假，我每天上午到他家里学一篇古文，他给我讲的是&ldo;板桥家书&rdo;、&ldo;板桥道情&rdo;。我的另一位国文老师是韦子廉先生。韦先生没有在学校里教过我。我的三姑父和他是朋友，一年暑假请他到家里来教我和我的一个表弟。韦先生是我们县里有名的书法家，写魏碑，他又是一个桐城派。韦先生让我每天写大字一页，写《多宝塔》。他教我们古文，全部是桐城派。我到现在还能背诵一些桐城派古文的片段。印象最深的是姚鼐的《登泰山记》。&ldo;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崃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rdo;&ldo;苍山负雪，明烛天南&rdo;，我当时就觉得写得非常的美。这几十篇桐城派古文，对我的文章的洗炼，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