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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2页）

&ldo;是。&rdo;我肯定地说。

&ldo;租赁费是如何约定的？&rdo;

&ldo;按净资产计算5的可分配利润，超过部分40归信联公司所有，同样在如果可分配利润不足5的，不足部分的40由信联公司弥补。&rdo;我简单地归纳道。

&ldo;东南贸易集团是新成立的企业，没有任何包袱，你定的租赁费每年按5计算，这不是变相侵占国家利益吗？&rdo;刘主任对我的申辩不置可否，提出了租赁经营的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

&ldo;租赁费5不是我定的，是协议双方商定的。这个合同还没有执行，你们认为不妥，可以作废嘛。不过，站在公平的立场，现在有几家国有企业甚至有几家上市公司，按净资产计算的可分配利润比例持续十年超过了5！经济周期性规律对企业盈利影响巨大，目前公司盈利较多只是暂时现象。&rdo;我知道孙明海签下这个租赁合同后，认为自己吃了亏，这是内参举报的内容之一。

&ldo;合同已经存在，如何废除？企业可分配利润达不到5更是胡说，你们现在的利润不是达到20么？&rdo;刘主任道。

&ldo;这个合同即使继续执行，也没有任何不妥之处。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到可分配利润达到20。可分配利润与公司净利润、利税总额是完全不同的财务概念。&rdo;我针锋相对道。

&ldo;你以实际出资50万元，加上职工的300多万元，控制了一个注册资金3亿元的企业，这能说正常、合法，难道不是变相侵占国有资产？&rdo;

&ldo;租赁经营是出租方和承租方平等的民事关系，双方风险和利益共存。控制不等于占有，甚至根本谈不上控制，因为还有其他三家股东的股权我们并没有租赁经营。&rdo;

&ldo;你能说5的租赁费不低？银行定期存款利息是多少？&rdo;

&ldo;银行一年期的企业存款利息大约。即使银行存款利息高于5，两者也不好类比。存款吃利息与企业租赁经营是两回事，租赁费的高低要看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rdo;

&ldo;东南贸易集团一年盈利6000万元左右，利润率是20，你这5的租赁费还不低？&rdo;

&ldo;刚才我说过，可分配利润与公司净利润、利税总额是完全不同的财务概念，公司目前的高盈利并不能保证今后持续高盈利。5的租赁费是协议双方商定的。如果5低了，多少才算合适？我愿意更详尽地回答这个问题，解除你们的疑虑。&rdo;

我喝了口茶水，趁机清理了一下思路，缓缓地说：&ldo;东南贸易集团虽说是新成立的企业，但安置了东南公司600多名华贸东南公司的职工，所有业务都是原来那一套，以现有职工素质和观念，让企业转型升级有一个过程。这是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一是从全国国有资产运营效益来看，我查了近5年的《中国经济年鉴》，利润率最高的年份仅，五年平均是；二是从本行业来比较，国有贸易企业在国家取消指令性计划后，从80年代末开始出现大面积亏损，目前全行业累计亏损2000多个亿，部属和省直属企业活着的仅剩三分之一，地市县以下95以上已经消亡；三是从东南贸易集团成立两年半实际盈利水平来分析，虽然每年盈利和可分配利润远远超过净资产的5，但是从今年开始，地方财政不再返回所得税，现在开始交纳33所得税，然后再提取15法定公积和法定公益，可分配利润剩下的就不多了；今年开始，财务上开始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还得冲减一部分利润。租赁经营华贸东南公司7500万股权，虽说是集体决策，但我作为公司一把手，签下这个协议是心惊胆颤的，盈利超过5部分我实际分到手没几个钱，万一不到5把职工投资的钱亏进去了，职工只会骂我。&rdo;

&ldo;这么说，你成立职工持股会、租赁经营国有股权的行为是自找苦吃，甘愿吃亏上当啦？&rdo;一直沉默的检察院反贪局处长庄卫东插言讥讽道。

&ldo;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企业经营者一种自我加压的做法；也是增强职工凝聚力，提高职工积极性的一种尝试。现在看来，这的确不是一种对经营者公平的做法。&rdo;我不卑不亢地说。

&ldo;你把国有股权用自己控制的私人公司租赁了，动机是不是你在职工大会和中层干部会上公开说的，共产党办不好企业？&rdo;刘主任接道。

&ldo;我何曾说过这种既没有政治头脑又没有文化水准的话？再说信联公司虽然算是民营企业，但不是我个人的私人公司而是集体企业。&rdo;

&ldo;你公开说的话也想抵赖？&rdo;刘主任有些气恼地说。

&ldo;我的确没有说过&lso;共产党办不好企业&rso;这种话。不过，我在谈到国企改革的必要性时，的确多次讲过&lso;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改革不引进民营企业来控股同样是死路一条。&rso;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了的，也是与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精神完全一致的。显然有人歪曲了我的原意。&rdo;

&ldo;没有谁反对改革。问题在于不能以改革为幌子，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rdo;刘主任显然不愿在这个十分专业的问题上深谈下去。或许他知道我在北京工作时，曾经出版过有关国企改革方面的专著，在理论上争论不仅是无益的，而且不能占到上风。又或许他认为我讲得本来就有理有据，内心认可了我的说法。

我毫不示弱地说：&ldo;我推行的改革不存在巧取豪夺的问题，这是老孙的诬陷。&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