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芬娣腾腾两步走到我面前假声假气地说:“哟,咱们江大主任,你没长耳朵呀。”
“哈哈,我还以为您在和别人说话呢。”
“你别给我装蒜,屋子里不就你一个喘气的吗?”她忿忿不平地调高音量说:“喂,我说大主任,病房那头儿有个难缠的主儿在闹事儿,你还是过去瞧瞧吧,我可是通知过你啦,出什么问题别找我。”
“你不说什么事我怎么去?”
“你!”施芬娣刚想发火,她咽了口骂人的唾沫(看来她长进了,也学会了忍耐)说:“你不会去看看,我哪知道什么事儿,没闲功夫陪你嗑牙,你自己看着办吧。”
施芬娣讨了个没趣撅着猴屁股似的嘴巴悻悻地离开,我浑身痒呼呼地痛快。不过,那些摆不上台面的话也只是为了气气她,我还不至于品德低劣到看医院笑话或看某个人的笑话的地步。刚来到病房的走廊,远远就听到里面吵吵闹闹地乱作一团。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因为桡骨骨折,右臂上打了石膏,病人说手腕处并没受伤,可自从手术后痛得受不了,强烈要求医院想办法给他止痛,有个年轻大夫给他打了安痛定,他还嚷嚷疼。护士们看到我来,就象见到了挡箭牌,刷地闪到一旁。
我耐心询问那个矜鼻子皱眉头嘴里不干不净嘟嘟囔囔的病人:“哪里疼?怎么个疼法?”
他看到我年轻、脾气好、和蔼可亲,眉头皱得更凶,嘴巴裂得更歪,叫声更放肆、更嘹亮,恰似我的温柔加重了他的痛苦。
我检查了一下他受伤的右臂说:“石膏可能长了点。”我果断地对跟前的一个护士说:“来,把手腕处的石膏剪开看看。”护士听话地赶紧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剪开后手腕处的确红肿。我对病人说:“石膏打得有点长,估计没什么大碍。”
“不行,还疼,疼死啦。快去找那个姓李的老大夫,他昨天给我打了一针,我就不疼了。”
姓李的自然是李云盼,这个手术是他做的,我问护士李教授是不是给他打的杜冷丁,护士说是,我说那就再给他打一针吧。
病人的家属跟在屁股后面赖唧唧地问:“是不是手术时你们戳坏了他哪根神经,他说手术结束时听到有的大夫说哪个血管没接好,到底怎么回事儿?大夫,你可得讲明白,要不别想走。”
我不厌其烦地重复同一段话:“刚才不是解释过了吗?是石膏长了点,所以出现红肿疼痛,这是极正常的事情,现在手腕处的石膏已经解除,估计很快就没事儿啦。”
刚刚处理完这个烂摊子,医务科的张主任来电话找我。
“小江,你怎么搞的,不是说好了给高干楼派一位老大夫吗?”
“是啊,张主任,没错。”
“安华老吗?你怎么能这样做,这不是给我们医院难堪吗?现在老干部在大发脾气,说咱们不重视他,不拿他当回事儿,弄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去应景儿,你让我如何交待,你呀,怎么能这样疏忽大意,不按领导的要求办事儿,以后怎么让院领导信任你!”
“张主任,不对,怎么会是安华,您听我说……”
“好啦,现在什么也别说啦,赶紧派一位老大夫把安华替换下来。唉——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他失望的叹息如同一击重锤擂得得我心底瓦凉。
回到办公室恰巧孙教授刚从手术室出来,累得满身是汗,我怎么忍心再让他去侍侯那么个难缠的主儿,可不让他去让谁去,我厚着脸皮低声下气地说:“孙教授,真是不好意思,本来您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可您德高望重,高干楼有位病人点名道姓地说要您过去,您看怎么办。”他理解地看看我说:“好,别担心,我马上过去。”救急如救火,听到他痛快的允诺,我心底油然生出对他从来没有过的敬重之情。
我握着他的手诚恳地说:“谢谢,谢谢您。”
“都是份内的工作,有什么好谢的,话又说回来,你也不容易。”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群众是衣食父母”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下班前我去了小雷母亲的病房,这几天虽然没有过去探望,心里却没忘记这位带给我异样情感的老妇人,刚作完手术那几天,她不能进食,主要靠点滴维持嬴弱的生命,可我总觉得她身体里有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是支撑着她生命的脊梁。
小雷看到我,意外地张着手不知所措,头马上垂下去,夕阳也遮掩不住她涨红的耳根子,她从床底下拖出条方凳说:“你来啦。”抿了抿嘴角,难为情地站在一边傻呼呼地搓手。看到她的紧张和慌乱,不知怎么我就很开心,她粉嘟嘟的样子象个奶娃儿很逗人,白晰清瘦的脸腮上缀着好看的红云,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捏捏。我笑了笑,她的头就垂得更低,小女儿神态尽露无遗。我压抑着轻暖的欣喜,把视线费力地从她身上转移到母亲身上。老妇人正在打流食,昏黄的眼睛陷落得更深,里面却闪烁出象流星一样与精神极不协调的光芒,她一连几次转动灰色的眼珠,温暖地照向我又温暖地照向小雷,神色渐次明朗起来,她的手抖动了一下,我会意地走过去,紧紧握住她没有生气的手,她满意地点点头,眉梢飞起一簇迎春花般的喜色。我知道她是误会了,脸开始发热,小雷极为尴尬地悄悄用眼角瞟我,醉人的潮水从夏空一样的眼眸中层层叠叠地涨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