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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我绝对没有质问的资格或心态，我很真心地请问：

第一，你们认为两位死者之间，如果曾互相爱幕的话，这是错的吗？是道德上的错吗？是法律上的罪吗？

第二，如果你们不觉得两人有感情是错的，那为什么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要一再否认这种可能？为什么在你们要求外界“勿作揣测”的同时，你们自己却作了最大的揣测，断定这件事和爱情没有关系？

两位少年，在人生初识爱情的阶段，在自由意志之下，如果互相产生了爱意，这到底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被规定要“在辅导室留下纪录”？要被放败道德的天平上接受审判的？

七月二十七日中国时报，记者陈荣裕的报导——“至于有人揣测两名女学生可能因彼此的感情关系而有此举动……校方希望外界勿臆测而造成死者家人及其他人的无谓困扰。学校人员指出，当以此事向该班学生询问有无迹象时，同学们多笑了，认为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们笑了，我认为那位“学校人员”叙述有错。我不相信始终被报导为“充满哀戚”的你们，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同学们多笑了”。

如果真的有人笑了，会是哪一种笑呢？是“这个问题真荒唐”的笑？是“怎么扯到这上面来”的笑？是鄙夷还是害羞？到底是什么地方可笑了？

我还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时晚报上，读到记者陈香兰引述师大附中辅导室主任黄福的话——“劝社会大众不要做任何的判断，因为任何涉及感情的判断，事关小孩子的名节。”

名节？！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两个字，是从宋朝哪一位理学腐儒的书上剪下来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把两位少年人之间可能发生的一种感情，当成了可笑的对象？当成了可怕的、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兽？

这种对感情的洁癖，到底是哪里来的？

4

我再强调一次，我无意，也没资格揣测两位死者自杀的原因。当她们已经用生命来换取一个存在下去的空间时，我们生者只能默默承受，而且尊重她们的选择。

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宣称“这不可能”、“那不可能”？她们在遗书中都已经不愿多说了，你们为什么还要任意代她们做说明、做裁决？！如果你们要“外界”尊重死者沈默的本心，那你们的尊重在哪里？

5

社会大学几年前曾组了教授团访问中国大陆，晚宴席间，不知怎么提起了同性恋的话题。当场一位什么青年会的“高干”就站起来得意洋洋的宣称：“我们中国，绝对没有什么同性恋！绝对不可能！”

我一直认为，这个高干的发言，正具体标示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文化高度的差距。中国的高干什么时候可以面对同性恋，就稍有可能靠近多元化的社会一小步了。我这一点点天真的、对台湾的自信，被你们在整个事件中表现的价值和行为，打得粉碎。

整个台湾的中学教育，依然对爱情和性充满盲目的戒心，像清末的人怕照相机会摄去魂魄那样。课本里可以歌颂任何一种人类的感情，就是不提爱情，好像人类文明，跟爱情或性都没有关系似的。

自杀事件发生了以后，被建议在中学增设的课程里，依然只见“宗教”、“人生”、“哲学”的课，没人敢提“爱情”或“性”半个字。台湾一定得这样乡愿吗？我们不都是在爱情的幸福中，肯定了生命与自我吗？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学校教材为什么提都不敢提？！

6

我和北一女向来没有关连。北一女的师生怎么想，怎么做，可以与我毫无关系的。

可是，当我对着两位少女遗书里那段——“使我们觉得困难的，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挫折或压力，而是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就不适合我们。”时，我实在觉得有义务要提醒你们，不论死者自杀的原因为何，请你们想想，你们所以会拒绝面对、会极力排斥、会极度困扰，可能正因为你们就是那遗书中所说的“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啊！

你们已经一再表明了，不能再让这样的事发生。可是你们有尝试稍稍改变她们所谓“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吗？我没有看见。

我没有看见任何一点“本质”上的努力或觉醒。

那你们要如何“不再让这样的事发生”？

鼓手咚咚咚有时家人真可怕

1

有些人的家人很可爱，有些人的家人很可怕。

有些人的家人既不可爱，又不可怕，只是各忙各的，有点冷淡。

我的运气很好，家人都很可爱。可是我还是常常觉得：“这好恐怖呀！”

好恐怖？什么事情好恐怖？

“家人不能随便换！”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每次去餐厅点菜，我都喜欢点些没吃过的东西，等到食物上来了，如果真的难以下咽，像日本纳豆这么诡异的东西，我就乖乖尝点味道，把付的钱当做是“观摩费”，意思等于花钱进博物馆去看两千年前的干尸木乃伊、增长些见识。

点菜点到不好吃的菜，起码是自己点的，起码有这么点自主的尊严、任性的快乐。

恋爱遇到不良的爱人，起码是自己选的，起码有这么点自主的尊严、任性的快乐。唯独“家人”，既没经过“点菜”的步骤，又不像恋爱可以“交往一阵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