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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第1页）

同样名字带洋味儿的小d，步阿q后尘跑过几回沿海特区，犹不过瘾，弄一笔钱去日本进了语言学校。鲁迅预言他“大起来和阿q一样”，不意倒是有些和假洋鬼子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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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阿q并不象我们愿望的那么发达和先进。他仍是穷，挤在百万盲流中的到处找工打，蹲在拥塞的车站过道里脱下破夹袄捉虱子；饿得想不通时，仍不免做些小偷小摸甚至打家劫舍的营生；他仍然跟王胡或小d打架（只是没辫子可揪了），仍然隔了一层裤捏女人的大腿，仍然醉醺醺把钱输个精光……

阿q是不甘寂寞的，街上示威游行时他会跟着乐不可支，见到烧车抢店一边心里“抨抨跳”一边抱怨“怎么不叫我”，事后却又痛恨：“——好，你民主！民主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去杀头，——嚓！”结果是他自己被抓去绑赴刑场。

然而阿q一定还活着。因为世界忽然间变得丰富了，不断地有许多事等着他去干。他可以当官，也可以做打工仔；可以当作家教授，也可以干个体户；可以小本经营，也可以大笔买卖；可以留在未庄，也可以去繁华都市，甚至偷渡到海外的唐人街；可以高唱“我一无所有”，也可以大骂一声“他妈的纽约！”

作为看客，中国人总是有幸大饱眼福的。

废话的力量

除了哑巴，人都要说话。要表达意愿，交流思想，讲道理，聊闲天，要陈述科学定理，要呀呀学语，背书念咒，要谈情说爱，造谣传谣，吹牛拍马，吟哦唱诵，自言自语。一张嘴巴两片皮，每天都忙得很。然而绝大多数说的是废话。　譬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就是一句典型的废话。这还用说吗？过去的当然只能让它过去，能揪住不放就不能叫“过去的”了。又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当然不是请客吃饭。请客吃饭那叫做生意，虽然革命到头来终不免一窝蜂都去做生意。再如，“民主比专制好”。民主不比专制好，干嘛专制者都说自己一贯最主张民主？　只要留神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废话是如此多地充斥着我们的口语文章，简直到了无处不在、俯拾皆是的地步。用录音机随便录一天再放出来听听，日常生活中，街头邂逅的搭讪，亲戚熟人的寒喧，朋友同事的闲侃，温存的细语，如雷的咆哮，虚假的客套，口角，互嘲，对骂……有几句不是多余的、无趣的、断续的、敷衍应酬的、言不由衷的、支离破碎的、前言不搭后语的、问东说西的、莫名其妙的、没话找话的、反反复复罗里巴嗦的、不堪入耳的、可说可不说的、说了等于没说的……话？　开会时说的话，要算比较正经了。可正经话往往是最无聊的废话，意思全面，观点正确，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说。中国外国，大会小会，绝少有例外。世上除了议员谁会喜欢开会？议员的职责，就是借开会之机，堂而皇之地大量生产废话。得票最多的议员，一定是会说废话的行家。选民好容易把他们选出来，一是方便集中处理语言的废料，二是考验当权政客们处理这些废料的能力。谢天谢地，政客在制造和对付废话方面，大多经验丰富堪称高手。他们即使卸任，也仍要唠叨叨个没完，雇人或亲手整理成自传、回忆录什么的出版赚钱。　革命家的宣传口号，是最具废话特征的。动辄“什么什么万岁”，其实“什么什么”一般超不过一百岁。即算是“万寿无疆”的毛泽东，也只活了八十三岁。“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事实上无产者除了锁链什么也得不到。不是被锁链锁住，就是拿锁链去锁别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没想到反而是社会主义成了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　文学作品的情况按说要好一些。把枯燥的话题说得动听，把拖沓平淡的故事说得曲折感人，本是作家的吃饭本领。不过这就给培植废话以绝好的温床。你要写得真实，必然要录用大量日常的废话；如果你为了精彩故弄聪明谑头，又会失去真诚变成废话。真实的废话和失真的废话，是任何作家都面临的二难境地。那些不觉得这有何难，下笔千言如有神的作家，只是善于宽容自己的满嘴废话罢了，并非真格儿创造力超人。　世界名著也不能免俗，不信可以从书架上任抽一本打开试试，一定废话成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尔斯泰写过好几本大部头巨著，为人们热诵的就这一句，而这一句也未尝不是废话。更别提他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滔滔宏论了，简直可跟国会中的冗长演说媲美。连最佩服他的海明威也认为，要将它们一笔删掉才觉得干净痛快。曹雪芹写《红楼梦》，开篇有诗一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是很有自知知明的大师，敢于承认自己写的“满纸荒唐言”，亦即满纸废话。　都说诗是文学的精华。诗人千古绝唱，为世人反复吟诵。但人们也都知道，那是非正常状态，即灵感袭来时的产物，当不得真的。所以人们也只在非正常状态，如恋爱呀，感怀呀，激动呀，卖弄才情呀，附庸风雅呀，发神经呀等等，才吟诗；要不干脆让小孩子去背，咿咿呀呀“大漠孤烟直，莫道君行早，床前明月光，花落知多少。”以显得聪明可爱。维吾尔诗人铁依甫江曾讽刺那些“用舌头攻占城池的英雄”，说明他早已看到诗人的职业毛病，幽人一默也幽己一默。诗和舌头都同样不能攻占城池，不能炼钢，不能生产大米小麦，不能把经济“搞上去”。大跃进时代，中国大陆出了几亿个郭沫若，诗人的名誉败坏殆尽，至今闻闻还有许多味儿没洗干净。　科学论文应该最有价值、最为精练，少有废话了。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一般地，只有物理学家才会去读物理论文，化学家才读化学论文、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也大都差不多。只有他们才读得懂本行的名词术语，定律公式，才真正了解其中的价值及贡献。对旁人来说，则纯粹是天书，字字句句形同废话。“形同”还不等于“就是”，于是得算算，成千上万的科学产品，究竟有多少为人类所用呢？有人做过统计，一名成熟的化学家，仅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便哪一年世界上发表的化学论文通读一遍，要花六十年时间。六十年的衰变！将使多少有用的发现和精辟的见解变得陈腐、浅陋、毫无价值，变成霉味扑鼻的垃圾！　数学公式是科学的诗，精美而简洁。但整个数学体系，恰恰是建立在几句废话之上。“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不能证明的公理，所以是废话。非殴几何认为，两点之间不一定直线最短，那么“直线最短”就不再是公理，所以更是废话。再看看数学家怎样定义一个圆——“到一定点的距离等于定直线的动点的轨迹”。——把这么复杂的问题说得象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我们能相信么？照这样定义，那大饼不是圆的，车轮子不是圆的，苹果、灯泡、地球也都不是圆的了。谁都不圆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许多人看破红尘去念经，以为那里面不大有废话，句句精到，一句顶一万句。其实顶一万句的，细细一数只有“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念熟了，那万千的佛经再用不着去翻，因而都成了一堆废纸废语。不过这一句念少了不灵，念多了不新鲜。世界上任何人说的任何话，再动听再美妙再警策，说第二遍就不那么动听美妙和警策了，三遍四遍更觉得累赘，何况翻来复去地念叨呢？心中有佛的人，不念佛也是佛；没佛的念至海枯石烂，也无佛无缘。释加牟尼自己就绝不会成天去唠叨这句废话。其他的菩萨罗汉们，想必也都不念。　《圣经》说：“爱你的敌人。”对于视仇恨为传家宝的人类而言，这句话石破天惊。从耶稣诞生在马槽里算起，差不多过去了两千年，年年讲月月讲，人们还是没法爱上自己的敌人。天主教徒何曾爱上过伊斯兰，就跟一祖相传的基督徒之间，也都要互相指摘，恨得牙痒痒的。莫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从来“冤家易结不易解”。罗密欧见了仇家的女儿朱丽叶，曾试图爱上一阵子，结果小俩口死得不明不白。他俩要是继承父仇地恨下去，说不定寿比南山。　古今的哲人，曾力图不讲废话，或少讲废话。他们作沉思状，作深刻状，作睿智状，用格言和警句慢条斯理地劝喻世人，希望他们回头是岸。而世人偏不回头，全当耳旁风。少年还有可能有所喜爱，红笔划上道道，工工整整抄在精装的笔记本上，以为人生的座右铭。到年事渐长，竟发现这些格言警句不完全对，甚至完全不对。先哲们互相矛盾，言不由衷，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对人是一套，对己是另一套，表面上一套，暗地里又一套。照这些格言去做人，保准又累赘又傻一事无成吃亏上当，遭人白眼与嘲讽。“人非圣贤”，既然不是圣贤，何必按他的标准苛求自己呢。　幸好人类对废话的承受力，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明知格言没用，却仍要用格言灌输给比自己年轻的一代，让他们去划、去抄、去背，去照着做人。明知人非圣贤，自己成不了也无意成为圣贤，却仍要讲圣贤的话，使自己看起来道貌岸然，获得优越感。人们以高于圣贤的标准去要求普通人，以低于普通人的标准宽容圣贤，正因为圣贤的废话遮掩了丑恶和卑俗的本质，使人们没有直接去学会罪恶。　我们需要废话，少不了废话。不论它多么地没意思，多么地乏味无聊，还是得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它，写着它，听着它，不以说废话为耻，也不以听废话为烦。生活中有什么比废话更亲切、更让人幸福和满足的呢？一句“我爱你”，说一遍尽够，多说便要起鸡皮疙瘩。但听在情人耳里，无论多少遍都嫌不够，两天不说就要追问：“你还爱不爱我啦？”　那些晓以厉害的游说，危言耸听的流言，那些震聋发聩的呐喊，那些以提供准确信息自居的枯燥数字和报导，那些微言大义、押韵或不押韵的经典，固然都可能重要到不可或缺，但过多则实在使人太累。我们有时更需要有口无心的、甚至不妨是虚情假意的问候，需要有人对你说和你对别人道一声：“早安！”问一句“吃了吗？”“身体还健旺？”“好屋啊有？（howareyou？）”需要一个沏在茶壶中的下午，或是煨在一炉火旁的寒夜，或是被车厢摇晃得漫不经心的旅途，跟朋友天南海北有一搭没一搭尽说废话。　我们需要读那些用废话写成的文学作品，让一些人以专写废话而成为著名作家诗人，另一些人以研究废话而当上硕士博士，还有一些人以卖废话做了出版商、书店老板。让许许多多人靠废话为生借废话发财，总比他们拿着武器谋生、打天下要好。毛泽东如果写的是四本畅销小说，外加一册言情诗集，翻开一看里面废话一句接一句，什么白马王子呀，盖世武功呀，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既不能影响历史的进程，又不能改造人的灵魂，我们该多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