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
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负负!土蛋蔡
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
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
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
噱也。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
月,同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使国民党怒形
于色、谢然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谢然之喜的是,又
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一九六
五年十一月,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事件,余纪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征信
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
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败类”,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
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方面以《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战法,
引蒋介石言论以讽谢然之。十二月四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
示误会冰释》。后来余纪忠向萧盂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十二月三日
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的人,应
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日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我看了一笑,心里
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兄弟”,我们是外人,说得可真好!我写《我们对“国法党
限”的严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的作风,事实
上,只是。、为例,,以概其余,隐指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自司法
界和军队中撤出。这篇文章构成了《文星》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
杀身之祸是那年十二月问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一九六六年一
月一日出版,可是十二月十五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八七0六号代电查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