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道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
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一九七三年六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
狱》,公开了我给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一九七
一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觉悟过来: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看来,李敖先生有二点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
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
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出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
的人物呢?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
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
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境,他留给艾玫长信中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
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
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境,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
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深厚关系。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
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
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
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
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冈”),我特地定
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而最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还在《自立晚报》上发表响应《蒋夫人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呢!不但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还贾其余屁,直奔蒋婆呢!所
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
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
反对党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浑人硬当做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