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退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
从艾玫被传,到柏杨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
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
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
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
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
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公开信,投诸thenewyorktis等报,对国民
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
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
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
“疾首蹙頞”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
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三月十六号thenewyorktis星期日版第七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
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做恶者至
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做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做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
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
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做恶者知
道:只要他们不厌于做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
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
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
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七月七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