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参见高王凌:&ldo;清朝历史的满洲特性&rdo;(未刊文稿)。
[31]乾隆三十一年九月甲戌,军机大臣等议覆,两广总督杨廷璋奏称,西洋人在京效力者,其乡信往来,向系澳门夷目,或在省行商雇人代为传递。嗣经奏准,严禁行商脚夫等,私行代递。但自定例以来,阅今六七年,未见有西洋人呈请转达奏咨之事。至询问傅作霖、刘松龄等,据称向来西洋人所有书信,其从京城寄至广东者,亦由提塘递送(《高宗实录》卷七六八),显然与事实不符。)
附
金川之役的另类解读
乾隆十一年,中国南方发生了一起&ldo;教案&rdo;,因为私下传教,几位传教士的首脑人物被捕,翌年一位主教被&ldo;明正典刑&rdo;。至乾隆十三年,其余几位复在皇帝授意之下,在狱中被秘密杀害,对外则声称&ldo;瘐毙&rdo;。西洋传教士、耶稣会在中国的领导人、清廷钦天监正刘松龄(hallerste)对此愤懑异常,他既快意于&ldo;上帝的报复&rdo;,如皇子之夭折,皇后之猝死,朝廷亲信大臣讷亲之被杀,金川之兵败,更因清军战斗能力的下降,质疑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乾隆帝谕: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
上谕中提及的&ldo;金川之役&rdo;,史称&ldo;大金川之役&rdo;,又曰&ldo;第一次金川之役&rdo;,以异于二十年后的&ldo;第二次金川之役&rdo;,即&ldo;小金川之役&rdo;。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ldo;瞻对之役&rdo;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
据刘松龄说,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ldo;胜利&rdo;结束,以之挽回朝廷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1]
确实,这一场金川之战,就不像是清军在战场上以武力打赢了的。在替换讷亲的亲贵大臣傅恒从北京赴川途中,乾隆皇帝就已修改了他的目标,甚至在尚未找到一个体面的方式之前,就准备撤兵了。这是怎么达成的呢?这中间存在着怎样的&ldo;君臣斗智&rdo;,以致于让傅恒实现了&ldo;下克上&rdo;?
一
所谓&ldo;金川之役&rdo;,到乾隆十三年,已经打了两年之久。清军吃了不少败仗,却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
屡次失利之后,总督张广泗奏称,计贼现存不过四五千人,我兵汰其伤病及无用土兵,尚可三万余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密奏: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番民不满万人,现在军营所集汉土官兵已至五万。因前敌相继败绩,将弁怯懦,兵心涣散。目前与其增兵,不如选将。请特遣重臣,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者,前往料理。[2]
大金川人,《广與胜览图》,故宫博物院编《清史图典》《乾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47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驰驿前往四川督办大金川军务。又命前大将军岳钟琪、傅尔丹,驰赴金川军营。
六月,经略大学士讷亲驰抵卡撒军营,&ldo;督催过激&rdo;,令三日取刮耳崖,违者以军法从事。六月十四日,副将买国良中枪阵亡,两日后皇帝爱将、总兵任举遇伏阵亡。讷亲为之夺气,遂奏言筑碉以与大金川共险,不敢复言进攻,且事事俱听张广泗调度。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将相不和,士皆解体。[3]
九月二十八日,己卯,上谕:
大金川用兵一事,不意讷亲至彼,张广泗既漫无成功,诸事推诿,而讷亲以羸弱之躯,复不能躬历行阵,惟图安逸。经朕督饬,究不能大有克捷。即摺奏一事。亦前后矛盾,于情形并不明晰。较之向日在京办事之勤敏精详,竟似两人。[4]
命协办大学士傅恒取代讷亲,于到军营之日即授为经略,统领剿办大金川一切军务。寻晋傅恒保和殿大学士,奏章许于沿途开看。[5]
十月壬午朔,上谕:
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讷亲……从前在京时,不过于军机奏到随常办理,从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将来作何了局,……乃起程之时,全不踊跃。彼其意以为,军前调集大兵,指期克捷。胜则引为己功,即不胜,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颜面所关,国家军旅之重,皆所不计,其隐衷已不可问。
及至军营,张广泗方观望不前,而伊复茫无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两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请建碉与贼共险……是其第一谋画,既已贻笑众人矣。自是始有申饬之旨,然犹日夜望其成功,而乃身图安逸,并未亲履戎行。……至前后摺奏,于所奉谕旨紧要情节,概不切实明白回奏。惟以浮词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军前大臣等,经朕再三传谕,终不令其陈奏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