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亲自住跸上杭,算是靠近前线指挥,命令假装撤军,扬言秋季等大军来会剿。却分兵三路,占据险要,于二月十九晦夜,全线突袭,各路并进,直捣象湖山,拿下了主要的隘口。这是军事上常说的&ldo;出其不意&rdo;,造成敌人的相对劣势,我变被动为主动。
对手毕竟是水平不高的民间武装,他们以为官军还会像往常一样,受挫之后,或走或来召降。没想到这次官军勇敢又能耐了。他们想攀登到悬崖绝壁上去,没想到上面早有王布置的从小道上去的伏兵。上面滚下圆木石头,他们只有四处逃奔,但依然边跑边打,官军人数不是很多,但有&ldo;势&rdo;,尤其是三股鼓噪穿插,遂喊声遍山野。暴动部队既离开了老巢又失去了地利,便大势已去。
官军乘胜追剿,攻破长富村、水竹、大重坑等四十三所据点,杀了暴乱首领詹师富、温火烧等共七千余人,把遍布在山中的&ldo;贼洞&rdo;都捣平了。用正史上的话说:这一次仅用了三个月,樟南数十年贼寇悉平。
阳明原先做了两套准备:贼若据险相斗,就学邓艾破蜀--间道以出;贼若盘踞山洞不出,就学充国破羌--用小部队困住他们。这个方案有阴有阳,万无一失。广东兵不走间道,打乱了部署,一度受挫,诸将灰心,请调大军,他的独特超人之处在于能透过一层,不肯自懈失机,亲自督师,卒获成功。
他出发前,在山阴,王思舆跟另一个朋友说:&ldo;阳明此行,必立事功。&rdo;问:&ldo;何以知之?&rdo;答:&ldo;吾触之不动矣。&rdo;--这个触之不动,就是&ldo;心&rdo;有了定力,有了主意。果然如此。这个王思舆就是当年去拜访他人未到而他已先知的那个拜访者。
4物质变精神
细看王阳明关于这一仗给皇帝上的五、六道上疏,真觉得这个人还有极琐鄙的一面。疏文长得要命,仔细得近乎糊涂,什么打手、杀手的姓名,古里古怪的贼名都一一开列,每一小战缴获的牛马都计数上报。莫非怕皇帝不信?--自然朝中是有一批文官专门在哪儿挑剔勘验,怕谎报军功。事实上也是主要写给他们看,因谎报军功的太多,朝廷总是煞价--你报四千,他按二千算。这次对王也是如此,兵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嘉奖令,就让他杀贼的数目少了一半。
最不可解的是说重复话,几天之内写几万字的公文,反复请求给他专职专权,累不累?--没工作时,身体不好,有了工作,身体就好了。不给权责,不干不就得了么,还何必像要饭似的去乞求效忠君国的工作机会。比皇帝还积极。救民水火的责任感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恐怕是功名心,不愿意一事无成。若不能成功,他就既难成圣也难成雄,而无权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然而贪则必败,怯则无功。这中间有许多微妙的道道。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勤于王事的典范。大明朝的官成千上万,若都像他这样,就出不了李自成,女真族也很难进关了。但是朝廷很有办法,偏能不让这种人得志行道,象是偏要召唤李自成起来、女真族进来。
皇帝因他平樟南匪患之功,赏了他银子二十两、奖状一张,升官一级。他又上疏谢恩,说不是我的功劳,是那些做具体工作人的功劳。尽管这点赏赐还不如皇帝一次赏给某个和尚、道士、优伶、太监的那个零头呢。但朝廷还只是先赏他一个人,别人经勘验明白后再说。他并不是一个贪功冒赏的人,他一再声明自己只是尽了点催督之责。事实上差不多也是如此,他没有像别的官僚那样成为&ldo;梗阻&rdo;,能够把底下的愿望体现出来,把上头的意志贯彻下去,就是上上好官了。
王本人的确不在乎那点奖励,但他要能够行使赏罚的权力。这时他又要运用法家的理论了。道德教化解决不了燃眉之急。他接二连三地给皇帝上&ldo;赏不愈时,罚不后事&rdo;的常识课。用当代眼光看,那种体制真够厉害的,能把每个人都弄得可怜兮兮的,像个要饭的叫花子。然而这正是自古&ldo;士不遇&rdo;悲歌的总帐。阳明的感慨何尝少浅!现在,他来操作,不是空叹了。
不过,大思想家即使谈鸡毛问题亦言近旨远--只要是他在谈,而不是跟皇帝报杀人的帐单,就还可看,而且可以看出官军无能到什么程度。
他说近年来,岭北一带谢志珊、高快马、黄秀魁、池大鬓之属,不时攻城掠乡,每每督兵追剿,不过遥为声势,等着匪散围自解,而终不去决一死战,原因盖在于无赏罚以激励人心。南、赣之用兵,不过文移调遣,以免坐视之罚;应名追捕,聊为招抚之媒。南、赣之兵本有数千,然而却不见敌就跑,不等打就败。原因在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罚。最后,他请求朝廷让他用已练出来的这两千兵便宜行事,不限期限,再给他提督军务的全权,再借给他朝廷的旗牌,给他直接赏罚下属的权力。他保证能取得比大军会剿要省半费而加倍的功效。他等于向朝廷立了军令状:给了我令旗令牌,得以行大军诛赏之法,便宜行事的自由,而兵不精、贼不灭,臣亦无以逃其死矣。
朝廷一干文官反对这样做,就一直拖着--低下办事不利,皆由上边形式主义养成的官僚主义,大明朝后来不得不亡也以此。
而搞&ldo;团练&rdo;这一套,阳明教会了曾国藩。成了国溃时期的救命稻草。
王阳明在民众那里获得了肯定。在班师途中,他受到了焚香顶礼的跪拜。回师上杭,正赶上那里久旱不雨,他就祁雨,还正好下了雨。百姓一面欢呼,一面觉得不满足,让他再求雨。他就又求,并向上天保证马上班师,不再起刀兵。还正好又下了雨。百姓以为他是神仙,说他的军队和求来的雨都是及时雨。他就作了篇《时雨堂记》--因为人们要把他求雨的那个台子叫做&ldo;时雨堂&rdo;。
他去时还为&ldo;疮痍到处曾无补&rdo;而说气话--还不如回南京旧草堂过清灯苜蓿生涯。今天看见自己的&ldo;作品&rdo;了又高兴得喜气洋洋了:南氛平定,遍地农蓑下夕烟,人们又过上太平日子了。为了这场雨,他一下作了三首诗。他是从心里热爱老百姓的。
为了让百姓长治久安,享受政教合一的阳光雨露,尤其是要教育好后代不再当土匪,他热情地响应了下层的请求--在樟南河头地方建立一个平和县。他将下级官员、民众的一致要求转达了之后,加以深度论证。他不像别的官员那样成为&ldo;梗阻&rdo;反而成为变压器,这就是民众之福了。他一开始有这样的顾虑:大军过后继以重役,百姓难以承受。他还实地考察了一番,询问父老,众口一辞,都盼望着建县,有地的出地,有山的自动奉献木料和石头,他们自发的来义务劳动,但不敢擅自盖县衙门。他们最怕的就是上边不同意,应了毛泽东的判断: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巨大积极性。好官能够将这种积极性组织起来,让他们发挥出来,而坏官则把他们压制下去。王阳明&ldo;教导&rdo;皇帝:河头形势,系江西、福建两省贼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伞、箭灌诸巢虽已破荡,但难保有余党不再啸聚。过去,乱乱相承,皆因县治不立。若于此地开设县治,正可以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化为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