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凡是直接承蒙受过其春风雨露的人还真从心眼里受感化,那种教主的魅力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他离开滁州时,众徒儿依依不舍,一直送到乌衣,尚&ldo;不能别&rdo;,真有点柔情似水的女儿态了。他也没有唐人王勃那种天才的残酷,用&ldo;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rdo;的话头打发他们,他写了首长歌,但可能因为也在伤感中,勉强豪迈也找不着感觉,写的无滋无味,无非是些&ldo;空相思,亦何益?&rdo;之类的老生常谈,还有些道德劝勉。而且有些语意不连贯,结尾也莫名其妙:&ldo;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门转盼成路人。&rdo;像没写完似的。
他过了长江后,就到了南京,当四品正卿去了「也许是从四品,因为在南京」。在他上的《给事由》中说,他是正德七年十二月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次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历俸六个月。这次,只用了四天就走马上任毕,看来,他还是很满意这次升迁的。因为不管岗位多么不重要,他毕竟成了正卿了,也勉强入了国家&ldo;九卿&rdo;的行列,在明代是十八卿行列。不过,总算入了统治阶层。尽管现在还是个闲职,但进入了最高层的眼帘,若国家有事就可以特擢要职,一现身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等了29个月零12天,才开始领兵打仗。
在滁州六个月,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与湛甘泉相会。湛从安南出使回来,返京复命,在滁州特意住了几天。因为,当年他们在北京长安灰厂故意卜邻而居,早晚随时切磋,已结下深厚情谊。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派,讲心性近禅。但他们又只是和而不同,直到最后也没有统一起来。这次,在滁州他们连夜辩论的问题,居然是王主张禅与道都和儒没有多大区别「&ldo;道德高博,焉与圣异&rdo;」,湛主张儒门高广,可以包容佛道,但有&ldo;大小公私&rdo;的差别,佛道在我儒范围之中而已。
其实,王跟学生一直是这么说道的。恐怕是王故意让湛往极端处引申一番,因为湛更有近禅的名声。当然,这种讨论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建设性结果的。湛进京后两年又扶持着他母亲的棺材南下。这时阳明已到了南京,他特意迎接湛的丧队到龙江湖,湛是有名的大孝子,王是阮籍派的性情中人,信真礼教。湛在《奠王阳明先生文》中这样追述这两件事:
一晤滁阳,斯理究极。兄言迦、聃,道德高博。
焉与圣异,子言莫错。我谓高广,在圣范围;
佛无我有,《中庸》精微;同体异根,大小公私,
夜分就寝,晨兴兄喜。夜谈子是,
吾亦一疑。分呼南北,我还京圻。遭母大故,
扶柩南归。迓吊金陵,我戚兄悲。
他们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为摆脱朱子的影响而创立新说。他们俩的辩论也从来没有终结过。但两人的情谊也是相当难得的,湛为王既作墓志又作奠文,与黄绾一样情深意切。与王等量齐观又几十年交好如一的朋友首推湛。与王进行真正的学术论战而并不是党同伐异的也首推湛。就是在吊唁之际,两人依然就格物问题展开辩论。
湛持旧说,王说那就求之于外了。湛说:&ldo;若以格物理为外,那就自小其心了。&rdo;后来,王的学生方献夫还鼓动湛公开批评王的观点。
8动转得势用不加功
在南京这两年半,还是他韬光养晦的时期,客观上对他把功夫养得更&ldo;老&rdo;是大有好处的。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专制体制中,这种修练绝对必要。骤起终败的例子太多了,而且一旦失败便前功尽弃。但阳明并不这样以为,他早就觉得自己已一通百通了、战无不胜了。英雄性急,他当了半年多正卿之后,就上了《自劾乞休疏》。虽然是在京察大考之际,每个人都须述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上乞休书。就王本身的情绪而言,他的确并不以退休为苦,在滁州时,他就浩叹&ldo;匡时已无术&rdo;,想回阳明洞寻找旧栖处。除去牢骚的成分,也有几分真心情。在无机会成雄的时候,他自然就偏向成圣之路。
他的乞休书写的绝无故作姿态的虚伪气,尽管他并不想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是真给自己找罪过:什么旷工呀、身体不好呀、才不胜任、不休了我让别人也生侥幸之心呀等等。古怪的是他说,若休了我,我就&ldo;死且不朽&rdo;了。皇帝没理他这个茬儿。这是正月的话。
等到十月,他又上了一道《乞养病疏》,说他正月上疏后,就等着开削呢,当时就病了。现在病得更厉害了。陛下应该把我休了以彰明国法。我也想为国尽忠,但自往岁投窜荒夷,虫毒瘴雾已侵肌入骨,日以深积,又不适应南京的气候,病遂大作。而且我自幼失母,算是跟奶奶长大,她现在九十有六,日夜盼望我回去,死前能见上一面。假如我复为完人,一定再回来报效君国。又白写了。皇帝看到了没有还是个问题。
这年八月,他曾写了一篇《谏迎佛疏》,很长,两千多字。大意是:你在东宫时已有好佛道的名声,现在大搞这一套,对圣誉有损。这几年来在这方面已劳民伤财的过了份,弄得民情汹汹。你若真信佛,是用不着搞这一套的,等等。他自己也觉得无济于事,正德皇帝哪是能听进好话去的人?对牛探琴倒是小事,再惹恼大老官了,又得投窜荒夷。写完,舒解了内心的焦虑,便对得起了自己的&ldo;良知&rdo;。然后,掷于纸篓,去静坐养心去了。
这两年,除了养心、使心体更加纯粹、明澈,就是写信,与观点大体相同、可以在基本相同的语境中讨论问题的朋友、学生深入讨论本体、工夫的精微、玄妙的理致。古人的论学书,是中华文献中耀眼的珍宝。有时是比作者本人的文章、著作还重要。除了别的原因以外,最吸引人的是它能展现作者的感性思路。
在近代报章体文章出现之前,古人是很少专门来写论文的,贾宜的《过秦论》算是单篇文章之始,象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论》那样的文章在唐宋以文章为盛的时代也是少数。大多是有具体原因的广义的&ldo;应用文&rdo;。就说《王阳明全集》,除了语录、奏疏、记序,就是书信。没有一篇专门的文章。他这样的心学家自然感性大于理性,不会凿空立论,就是像王夫之那样的理性大师也是写&ldo;读后感&rdo;居多。文体不决定文章的价值。
阳明那些信的内容不好转述,现在也无多大必要转述,基本是上述语录的精密阐发。下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ldo;致良知&rdo;了。这一时期,他还有一个必须介绍的节目,就是坚持静坐又提倡必须事上磨练。
他在弘治年代筑室阳明洞就修习静坐。静坐,在各家各派中都是一种使主体获得清明状态的修持方法。坐禅是佛家的基本修习方式,道家讲究的&ldo;坐忘&rdo;当然未必是坐着以忘掉形骸,但也肯定是与静坐有关的修习方法。中国古有的气功也有打坐方式。《遵生八箴》等养生书中也讲静坐。
不管是否跟禅门学的,宋儒是讲究静坐的。二程兄弟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并教人静坐。陆九渊的弟子多做&ldo;澄默内观&rdo;的工夫。朱子反对专主静坐,但把静坐当做&ldo;始学工夫&rdo;,认为可以收敛精神,使心定理明,以便识理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