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忘了阳明本人多次说过的&ot;学问之功何可缓&ot;,&ot;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ot;之类的教诲。他们是故意忘记,他们用下等&ot;拿来&ot;法,专取合口味的,不管祖师的完整体系。理解一个主义难在不肯诚实地对治自己。
诚实的&ot;怎么办?&ot;是在乱的时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先静下来,&ot;万物静观皆自得&ot;。在诚静之中,发正信,立正志。&ot;立志&ot;是个信仰问题,是个准宗教问题。阳明从悟道之后就一直强调首在立志,将立志问题提炼为&ot;一个即所有&ot;的问题。立成圣之志,就是愚夫妇也可以悟道,若不立圣贤之志,则再饱学亦无济于事。
所谓&ot;实处&ot;的功夫,阳明在《书汪进之卷》中说:就是&ot;为己谨独之功&ot;,能加这种修养功夫,就会辨别天理人欲,就能分清怎样做是支离,是空寂,是似是而非,是似诚而伪。有了正确的标准,就能修到实处了。否则,只会忘己逐物,把精力消耗在扑风捉影的事情上。至少,也会把指月之指当成月本身。支离的最大的危害就在于&ot;辨析愈多,而去道愈远矣。&ot;&ot;夫志,犹木之根也;讲学者,犹栽培灌溉之也。&ot;
那么,又怎样培养这个志根呢?阳明学说的特点就在于---怎样都行,洒扫应对,当官为宦,读书讲学,都可以找到天下一体的感觉。在阳明还没有离开贵州时,有个要去辰州做官的人跟他请教怎样做,他说,县官是亲民的职位,你讲究亲民之学就行了。问:&ot;怎样才算亲民呢?&ot;王说,明明德于民,使民树立良好道德。明德与亲民是一体的。就是在任何时候把别人的老人当成自己的老人,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
3卧治庐陵
现在,他来庐陵(今吉安)当了亲民之官--县令,与那个驿丞不可同日而语了。最重要的是,这标志着他的处分已经撤消。
庐陵县衙在府城南门的欧家祠路。出南门稍东,有白鹭洲,处赣江中心,洲上白鹭洲书院,是当时江南四大书院之一。阳明在里面开辟一个自己讲会的场所。文化活动始终是他的根本。
在城南25里有青原山静居寺,今天还有阳明手书的&ldo;曹溪宗派&rdo;,落款居然是&ldo;乐山居士王守仁书&rdo;。青原寺内右侧屋曾是朱子的讲坛,称青原书院。阳明也在青原书院讲学。阳明离任后,他的学生邹守益继续在此讲学。后来阳明的学生在寺的对面又建了一所阳明书院。
看来只有文化薪火相传,才能真正的不朽。
此刻的阳明无法想象身后的盛名。他现在无悲喜反应,主于静的修练给了他一种定力。不再因外界的情形影响主体的状态,他已找到了知行合一的那种根本感觉。把握了自己,这个世界就好把握了。他此时离所谓&ot;澄明之境&ot;还有距离,但已能凿壁偷光,看出这个世界的缝隙。知道该怎样应物而不伤自己--智慧是把两刃剑,而自己是剑体本身。他算当了一回&ot;具体而微&ot;的小皇帝。将其所学也具体而微地运用了出来。
他用的是儒家的&ot;风流而治&ot;的办法,张贴告示,起用三老,将行动规范广而告之,做到的奖,做不到的罚。在这个县工作了七个月发布了十六个告示,不但使该县由乱而治,还留下了许多历时不衰的善政。其高超得力之处,在于以无厚入有间,用那把两刃剑,既克治官府的扰民行为,也整治刁民的乱法勾当。&ot;亲民&ot;是为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利益。而且是想办法从根本上谋求长远的利益。但阳明的身体不堪繁劳,不可能也没想事必躬亲。依靠谁的问题是中国人治社会行政的根本问题?他依靠慎选的知礼有德的三老[老吏,老幕,老胥]。这也是儒家的老人政治最佳体现了罢。滑吏刁民均要不得。
庐陵虽是小县,却是四省交通之区,俗话说是码头口子。尽管曾是&ot;文献之地&ot;,却因世风不正,苛捐杂税太多,民风大坏,盗匪繁衍,正不压邪。官府有官府的问题,百姓有百姓的问题。他刚到县衙,就倒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突然有上千乡民拥入县门,号呼动地,他也一时难以搞清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但很平静,耐心听懂了他们的要求,是要宽免一项征收葛布的摊派。理由是本地不出产此物。他想,既然不出此物,上边要的也没道理,也不想激起民变。就同意了乡民的请求。
但他想此风不可长。为对付这个有名的&ot;健讼&ot;之区。他下的第一道&ot;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ot;的主题,就是息讼。他说因为我糊涂,不能听断,且气弱多疾,你们非重大事情不要来打官司。来告状的只许诉一事,不得牵连,状子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三十字。超过者不予受理,故意违反者罚。号召谨厚知礼法的老者&ot;以我言归告子弟,务在息讼兴让&ot;。
告示发出,并不能立杆见影。能以健讼著名的地方的人哪会那么好说话?舆论哗然,但他就是不&ot;放告&ot;--不开门受理官司。他却发了另外一个告示:现在,瘟疫流行,人们怕传染,至有骨肉不相疗顾,病人反而死于饥饿者。然后又归咎于瘟疫,扩大恐慌。疗救之道,唯在诸父老劝告子弟,敦行孝悌,别再背弃骨肉,将房屋打扫干净,按时喂粥药。有这样的能行孝义者,本官将亲至其家,以示嘉奖。我现在正闹病,请父老先代我慰问存恤。
不讲医学讲仁学,不讲科学讲义气,心学的&ot;义和团&ot;味已出来矣。但他也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办法。因为虽然已派了医生老人分行乡井,&ot;恐亦虚文无实&ot;。他认为根本的办法还是唤起道义的力量。用精神去战胜瘟疫。
这种道德感动法大约见了效果,瘟疫也不可能总再流行。不见再有类似的告示。这期间,他用更大的精力去解决行政问题。他搞了调查研究,访实了各乡的贫富奸良,用朱元璋定的老办法,慎重选定里正三老,让他们坐申明亭,进行劝导。同时他又发了一个告示,说:我之所以不放告,并不是因为病不能任事,而是因为现在正是播种季节,放告之后,你们牵连而出,误了农时,终岁无望。必将借贷度日,而且一打官司,四处请托送礼,助长刁风,为害更大。你们当中若果有大冤枉事情,我自能访出,我不能尽知者有乡老具实呈报。他们若呈报不实,治他们的罪。我为政日浅,你们还不相信我。未有德治先有法治,我不忍心。但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则我也不能保护你们了。你们不要自找后悔。
这回,震动了他们。来告状的有涕泣而归者。在乡下的有后悔胜气骂讼者。监狱日见清静。他还施行诬告反坐法,效果也很好。乱浑浑的局面结束了。&ot;使民明其明德&ot;的亲民治理法大见成效。
他调过头来,治理驿道,杜绝任何横征暴敛的行为。遍告乡民,谁以政府的名义去乡村私行索取,你们只把他们领到县里来即可,我自会处置。还移风易俗,杜绝任何神会活动,告诉百姓只要行孝悌,就会感动天地,四时风调雨顺。他上任的这一年,亢旱无雨,火灾流行。阳明象皇帝下罪己诏一样,说是由于他不称职,才获怒神人。并斋戒省咎,停止征税工作,释放轻罪的犯人。同时告诫全县百姓&ot;解讼罢争,息心火,勿助烈焰。&ot;他借此机会继续让人们安定团结,倒也罢了,若他真这么相信,便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最有头脑的人的头脑了。他是真相信的,因为他还告诫乡民不要宰杀牲口喝大酒,触怒火神。这是和董仲舒一样的逻辑,难怪有头脑的人浩叹:独时光的流逝与中国无涉!他的一些务实性的措施则至少证明他是真与百姓同心同德的,真与百姓&ot;一体&ot;相连的。这绝对难得得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