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的,他的心情依然是沉重和忧伤的。当我几次坐在他的对面,并和他探讨
二千年前那个放羊的小孩,是怎样拿着火把寻找丢失的羊群,并把兵马俑坑
焚烧殆尽之时,他那有些灰黄的脸上始终透出一种压抑的气息。
当我第一次来到秦俑馆和副馆长吴永琪交谈时,得知他原来是一个北京
知青,初中毕业或者还没完全毕业,就离开首都北京那平坦的街道,来到陕
西的黄土高坡接受教育了。这个时代具体算起来,应该是比李鼎弦先生走进
监狱时晚几个年头,但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是相同的,人生的命运也是接
近的。稍有不同的是,李鼎弦实实在在地下了大狱。吴永琪则是从北京的四
合院走进祖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山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然,和吴永琪同时代或稍晚些时候来到这里的,还有一批数量相当可
观的知青,只是吴永琪更能让人瞩目一些,这不仅因为他后来有幸读了大学,
又当上了秦俑博物馆的副馆长,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他早年曾主持过秦陵铜
车马的修复工作,由于他凭着自己的才华和毅力出色地主持完成了这项工
作,所以他自然地就要引起世人的瞩目,那么,他的名字也将有可能和铜车
马并存。
直到今天,秦俑博物馆真正事业有成的人员为数不多,而为数不多的人
员中竟有那么多不同的悲怆故事,也着实让人感到有些震惊了。如果回过头
来看看那个时代,看看那个&ldo;文革&rdo;的大框架中包含着的一个个事件性的小
时代,竟觉得有些闹剧的味道,荒诞的模样,当这一切经过了之后,当今天
的国门已经打开之后,谁都会这样冷静地想到:试想以上诸君的政治命运中
假如没有那段痛苦的岁月,他们将为这个民族多做多少善事?
光阴荏苒,人生苦短。才眨眼的功夫,秦俑考古队和秦俑博物馆的第一
代人,几乎都不在岗位了。记得我第一次来秦俑馆时,宣教部主任马青云女
士跟我谈起她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里根夫妇的故事,谈笑风生间,显得那
么年轻而富有生气,那么潇洒活泼,那么让人激动和感奋。当我第二次来的
时候,她已经退居二线,尽管她的谈话依然幽默风趣,她对我的帮助依然热
情坦诚,但我还是感到她和几年前的那个她已有了不少的差异,望着她两鬓
斑白和显然是走向衰老的面容,我的心中翻起了一股莫名的无法言状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