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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他告诉我们，另一辆车上的警察上校将陪我们回彼得马里茨堡。那时候，警察的警惕性还不怎么高。沃尔斯特并没有对我进行搜身。我身上带着一把连发左轮手枪，我又一次想到逃跑。但是，他们的人太多，我无法逃脱。我偷偷地把连发手枪和笔记本都藏在了我的座位和塞西尔的座位之间的装饰件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警察竟没有发现。这很幸运，因为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东西，将有更多的人被逮捕。

在警察站，我被带进警察中士沃尔斯特的办公室，在那里我看见有好几位警察官员，其中一位是准尉特鲁特，他曾经在叛国审判中出庭作证。特鲁特在被告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准确地说明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既没有夸大，也没有说慌。我们友好地彼此寒暄了一番。

我除了承认自己不是大卫&iddot;莫扎马义之外仍然是什么也没承认，特鲁特对我说：&ldo;纳尔逊，你为什么开这种玩笑？你明白我知道你是谁。&rdo;我仅仅告诉他我起了个新名，我的新名就叫大卫&iddot;莫扎马义。我请求聘请一位律师，但遭到了拒绝。然后，我想到应该发表一个声明。

塞西尔和我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里。现在，我有时间反思我的处境。我总是认为自己有可能被捕，但是，即使是自由战士也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天晚上，我在牢房里认识到，我对被逮捕和监禁这个现实并没有任何准备。我辗转反侧，感到很不安。有人把我的行踪向警察告了密，他们知道我在德班，并且知道我将回约翰内斯堡。在我回国前几个礼拜，警察就认为我已经回国。6月份，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ldo;黑色海绿花的归来&rdo;的报道，当时我还在亚的斯亚贝巴。这是不是一种虚张声势？

当局一直在骚扰温妮，他们认为温妮知道我是否回来。我知道他们对她进行盯梢，并数次到家中搜查。我猜测他们料定我回国后将立即会去拜访鲁图利酋长，他们猜对了。但是，我也怀疑他们得到了当时我在德班的情报。政府到处都安插了情报员，即便是很谨慎的人，一般也不能总是守口如瓶。我自己也有粗心大意和丧失警惕的时候。知道我在德班的人太多了，我竟然在动身去德班的那个晚上搞了个聚会，我为自己放松警惕而自责。我思考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告密者来自德班？来自约翰内斯堡？还是来自组织内部？或者甚至是朋友和自己的亲属告了密？但是，这种猜测是毫无价值的，由于筋疲力尽，我很快就深深地进入了梦乡。至少1962年8月5日这一夜，我不必担心警察是否会来找我，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我。

第二天上午，我感觉恢复了精力，并振作精神去面对摆在我面前的新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让当局失望或绝望。8点30分，我出现在当地行政长官的面前，并被正式押送约翰内斯堡。这是一种低调处理，行政长官处理我似乎像处理一份运输单那样简单。警察在送我回约翰内斯堡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仅仅让我坐在轿车的后排座位上。当时也没有给我戴手铐，只有两名警察坐在轿车的前排座位上。我的朋友们发现我被逮捕了，法提玛&iddot;弥尔给我送来了食物，我在车内与两位警察共同分享了这些食物。我们甚至在沿途小镇沃尔克斯拉斯特停下来，他们让我下车散散步，休息一下。当人家对我好的时候，我也就没有企图逃跑的想法，我不想利用他们对我的信任去干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第44节：利沃尼亚（3）

但是，当我们抵达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关于我被捕的通告，并命令撤掉了通往纳塔尔的道路检查站。太阳落山的时候，在约翰内斯堡的郊区，我们受到了规模庞大的警察押送队的迎接。当时，我被戴上手铐从轿车上带下来，换了一辆密封的囚车。囚车的玻璃窗是不透明的，并且装有铁丝网。然后，车队迂回向前行驶，选择不被人熟悉的去马歇尔广场监狱的路径，他们似乎担心会遭到伏击。

我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牢房里。在一片安静中，我开始考虑第二天的对策。此时，我听到附近牢房里传来一声咳嗽。我并没有想到附近会有被监禁的犯人，但是，不但有，而且这个声音对我来说特别熟悉。我突然坐起来，问了声：&ldo;瓦尔特？&rdo;

&ldo;纳尔逊，是你吗？&rdo;他应声说。我们抱着无法形容的复杂心情笑了，这里面有安慰、有惊奇、有失望也有高兴。据我所知，瓦尔特在我被逮捕不久也被逮捕了。我不认为我们先后被捕没有什么联系。虽然这不是全国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最安全的地方，但是这里当然是方便的，那一夜过得特别快，我向他全面地介绍了我被逮捕的经过和我在德班的活动情况。

第二天我出现在法庭上，面对的是一位高级法官。哈罗德&iddot;沃尔佩和乔&iddot;斯洛沃听我被捕后来到了法庭，我们在地下室内进行了交流。我在当律师的时候曾经多次与这位法官打过交道，我们彼此都很尊重对方。还有几位律师也在场，有的律师我也很熟悉。一个人由于别的无关紧要的事变而在特定的场合下也能比较容易地受到称赞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我受称赞绝不稀奇，但是，在这里我是一个罪犯，而且是一个很难抓到的、政府最想抓到的、在地下坚持斗争达一年以上的第一号重刑罪犯，仍然受到了法官、律师和旁听者们的尊重和职业礼遇。他们知道我是有律师身份的曼德拉，并不是罪犯曼德拉。这使我的精神振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