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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章（第1页）

袁世凯认为各国劝告是日本作祟，大隈曾表示中国若相依赖，日本无事不可帮助，因命陆宗舆根究其真意所在。陆宗舆以为不妥，怕要价必大。日本舆论主张将中日军事、政治同盟等问题一并解决。小幡酉吉续施压力，必须答应延期，陆征祥答以本年内断不实行。新任外相石井菊次郎亦告陆家舆，如肯延期至适当时期，当予便宜援助，但必须在实行之前，与日本确实接洽。倘突然实行，将视为对日本的侮辱。可见日本并非绝对反对帝制，惟须先与商妥条件。袁以列强步骤不尽一致，日本势难一意孤行。美国既未参加劝告，朱尔典又说：&ot;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内政，他人不能干涉。日本劝告或系照例文章。至于乘机取得，似亦难言&ot;。十一月十一日，外交部知照日、英、俄、法公使，为尊重各国劝告，且以筹备需时，变更国体一事，当择适当时机，谨慎行事。十二月十三日，即袁接受帝位的次日，小幡酉吉单独照会外交部，要求对改行帝制之事，于三天内有诚意满足的答覆。十五日，再与英、俄、法、意公使第二次警告，谓中国政府屡云维持境内治安、保守秩序，五国对于今后形势如何演变，持静观厥后态度。外交部仍说中国政府有力消弭隐患祸乱。

日本一面对袁警告，一面策动反帝制派举兵。第二次警告前五天，反帝制的武装行动，一度起于上海，警告后十天，云南宣布独立。石井菊次郎声言此后袁的一切行事，非先与日相商不可。袁决以庆贺日皇加冕、赠送勋章的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赴日切商，日本允许接待。不料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六日，忽又拒绝，袁大为狼狈。日本此举据说是因为中外报纸纷载，认为日本之接待特使乃暗示承认帝制；其次因秘密条件外泄。1日本认为系袁故弄权术；复因云南的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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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云朱尔典得知周自齐即将赴日，以巨款托上海唐绍仪设法密探内幕，唐命袁的亲信袁乃宽之子袁英买通宫内尉勾克明、内史沈祖宪、机要局主事沈进善，盗出日、袁勾结文书，摄制复本，由朱尔典转送芮恩施，内情外泄。大隈重信以为袁欲招致美、英干涉，遂拒绝周自齐。谣传勾克明等谋暗杀袁世凯，据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外交部致驻美公使顾维钧电，谓勾克明等系因泄漏秘密被拘，并无受贿行刺之事。

军业已发动，他处革命党人继之而起，内战在即，日本决心倒袁。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主张不论他国态度如何，日本不应承认中国帝制，须准备自卫行动。一月二十一日，石井菊次郎通知陆宗舆，谓英、俄、法均希望日本维持东亚和平，再用严词警告中国延缓帝制。如不之所，则出自由行动，承认云南为交战团体，宣告中国政府妨害东亚和平。同日，陆征祥通知各国公使，袁世凯暂暂缓登极。

辛亥革命期间，袁之攘守清室政权，多赖英、美之助，共同约束日本的行动。如今情势已非昔比，英国自顾不遑，美国虽仍对袁支持，国务院训令芮恩施，如无强大而有组织的反对即承认帝制，1但袁已失去了控制力。

三、反袁的势力

民国成立以来的四年间，不论内治外交，可说是每况愈下，处处是民不聊生。中国被称为多匪多灾之国，亦始于此时。匪乱以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河南的白朗为最有名，众至数万，多为饥民、变兵，纵横豫、皖、鄂、陕、甘五省。初以抢富济贫为号召，后以反袁为名，斥&ot;神奸主政，群凶盈廷&ot;，&ot;盗窃民国，帝制自为&ot;，传与国民党联络。陆军总长段祺瑞曾自行督剿，调兵十余万，历时两年余始平。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东北、华北、长江地区，民变不断，往往踞城戕官。兵变更为民国初年的常事，最少有四十次左右，遍及十余省。湘、鄂、皖、赣、鲁、豫、苏、浙、粤、桂、滇、奉、黑又有水灾、旱灾、蝗灾，政府的搜括仍有加无已，外人对海关所入，控制愈严，2盐税因善后大借款的规定，悉由外籍盐务稽核掌握（见418页），袁政府几全恃小额借款、发行国内公债、加征苛捐杂税，勉强度日，不惜悉索敝赋。公债强迫派购，多不给票券，购者本息俱无。印花税扰民尤甚，以致商人罢市，官吏虐民，军人暴戾，本为常事，复假严禁革命、查缉乱党之名，任意诬陷诛戮，特别是二次革命后汤芗铭、龙济光之在湖南、广东。湘人呼汤为&ot;屠户&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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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一六年一月，顾维钧曾订购美国飞机二十架，并先后借款一千五百万美元。

2关税虽早由洋税务司征收，尚须移交海关监督，偿付外债后，所余供政府之用，名曰&ot;关余&ot;。辛亥革命时，洋税务司扣留全部税款，不使为革命军所有。事后外交团擅自指定上海汇丰、道胜等外国银行组成委员会保管，中国政府不得自由支配&ot;关余&ot;。

一九一五年初，梁启超说到当时的危机，谓&ot;今也水旱频仍，殃灾（左水右存）至……以吏冶未澄，盗贼未息，刑罚失中，税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腾。内则敌党蓄力待时，外则强邻狡焉思启&ot;，袁世凯将为&ot;众矢之鹄&ot;，断非&ot;仅恃威力而可以移国祚&ot;．&ot;犹须恃人心以相维系&ot;。所谓&ot;强邻狡焉思启&ot;，指的是日本进攻山东与二十一条要求，激起全国反日情绪。一九一五年二月至七月，最为壮烈，留日学生发之于前，上海各界继之于后，举行爱国大会，到者三万余人，抵制日货，储金救国，二十余日之内，上海一处所收储金达五十万元。袁对日屈服后，人民的愤慨至于极点，汉口商民因排斥日货而罢市，镇江、沈阳、北京等地散发爱国传单，风潮波及全国。袁三令五申的禁止，社会的怨恨由对日而兼对袁，甚而仇袁过于仇日。以往对于袁的压迫国民党，摧残国会，以为尚可谅宥，今日对于袁的卖国，进而化国为家，则绝不宽恕，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号敌人，倒袁是第一要务。有组织而坚决的反袁者自为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元气大丧，几乎一蹶不振。孙中山重整旗鼓，加以彻底改造。一九一四年六月，易名为&ot;中华革命党&ot;，党员须一律立具誓约，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中山，再举革命。革命军未起前入党者，为首义党员，悉隶元勋公民，享有参政的优先权；革命政府成立前入党者，为协助党员，得隶有功公民，享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者，为普通党员，得隶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这是以党治国的先声，中心目的为推倒袁世凯，不断在湖南、广东、江苏举事。黄兴、李烈钧、陈炯明、李根源等，不赞成孙中山新订办法，未加入中华革命党，以研究欧洲战争为名，别立&ot;欧事研究会&ot;，1亦以倒袁为第一义，但在国内均乏实力。遭袁遗弃的进步党初虽未必有倒袁之意，但审度情势及自身利害，则不以帝制为然。梁启超再三对袁恳劝，说是&ot;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不可，政体而非主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可也&ot;。希望袁实行新的约法，以共和政体，行君主立宪。袁不仅不听，且对梁施以恫吓威迫。梁认为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过去进步党之所以与袁合作，目的为维持现状，然处处为所劫持，时时为所利用，失败之迹，历历可数。就目前情势而论，现状多维持一日，元气多凿丧一分。瞻望将来演变，革命党必乘普天同愤之时，煽用进步党的滇、黔根据地，举兵讨伐，进步党与袁将同归于尽。纵令幸免于此，袁于获逞之后，滇、黔亦必坐待刲割，何若自求多福，奋起一决，不让革命党得志，进步党方有前途，遂决心反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