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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其实，帝国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即名义上是&ot;公天下&ot;，实际上是&ot;家天下&ot;；观念上是&ot;天下为公&ot;，实质上是&ot;天下为家&ot;。为什么呢？因为皇帝是世袭的。而且，这个世袭的皇帝，还代表着整个帝国制度。因此，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做到&ot;天下为公&ot;，甚至就连官员的任命制，也不可能贯彻到底。比如世袭、荫封之类的方式，就一直延续到帝国制度的末年。然而帝国却一定要高举&ot;天下为公&ot;的旗帜，因为如果&ot;天下为家&ot;，皇帝又岂能独家代理&ot;天道&ot;？如果&ot;天下为私&ot;，皇帝又哪来的生杀予夺之权？

显然，帝国标榜&ot;天下为公&ot;，正是为了掩盖它的&ot;极端自私&ot;。试想，以天下人之卑贱而独尊一人，以天下人之贫困而奉养一族，以天下人之痛苦而捍卫一姓，难道不是极端的自私？何况就连所谓&ot;官员不隶属于任何私人&ot;，也要打折扣，因为他们都得隶属于皇帝。因此即便是认为&ot;其为制，公之大者&ot;的柳宗元，也不得不承认&ot;其情私也&ot;。可见帝国制度的&ot;公有&ot;性质十分可疑，也可见&ot;天下为公&ot;未必就好，还要看它是不是真正的公有制，以及这种公有制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说，要看产权问题是否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它根本就产权不清。

第五章内在矛盾二产权问题

奇怪！帝国的产权怎么会成为问题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是很清楚吗？

然而这个说法其实是含糊其辞似是而非的。且不说在邦国时代，&ot;王土&ot;早已层层瓜分给诸侯和大夫，便是在帝国时代，它也并非当真为国家或皇帝所有，否则就不会有土地的买卖。事实上土地不但可以买卖，而且官府还要在契约上盖印，称为&ot;红契&ot;。不经官府而私相买卖的契约，则叫&ot;白契&ot;。无论红契白契，都是土地买卖的凭证，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也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很显然，这是与&ot;土地王有&ot;的概念相冲突的。因为土地如果当真&ot;王有&ot;或&ot;国有&ot;，此种买卖岂非盗卖？

因此有人认为，所谓&ot;溥天之下，莫非王土&ot;，所指并非国土产权，而是领土主权。但我们知道，领土主权，乃是一国相对他国而言。然而在邦国时代，中国人并不认为&ot;天下&ot;之外还有国家，领土主权只存在于封建诸国之间，所以诸侯有主权问题，天子反倒没有。在帝国时代，中国人也只知道&ot;天下&ot;，不知道&ot;国际&ot;。所谓&ot;天下&ot;，就是以&ot;中国&ot;（中央之国）为核心的世界。居住在&ot;中国&ot;的天子，是天道的唯一代理人。周边番邦，则无非天子臣僚，中国臣属，只不过有的已能控制，有的鞭长莫及，有的已心悦诚服，有的还心存异念而已。因此应区别对待，恩威并施，或接受其孝敬朝贡，或在适当的时候对其进行讨伐。总之，天下是天子的。他与番邦之间，顶多只有势力范围，没什么领土主权可言。

那么，&ot;溥天之下，莫非王土&ot;是指&ot;治权&ot;吗？也不是。治权是针对人民而言的，并不针对土地。因此&ot;溥天之下，莫非王土&ot;说的只能是产权（所有权），&ot;率土之滨，莫非王臣&ot;说的才是治权（统治权）。当然，这两句话的落脚点，确实在于治权。但治权要以产权为前提，即产权决定治权。没有产权，又何来治权？事实上，所谓&ot;溥天之下，莫非王土&ot;，也不仅指统治范围，更是指统治依据。也就是说，正因为整个天下都是&ot;王土&ot;，所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才&ot;理所当然&ot;地只能是&ot;王臣&ot;。显然，两个&ot;莫非&ot;，既讲治权，也讲产权。治权是根本，而产权是前提。换言之，只是因为上天把天下的产权授予了天子，他才获得了对天下臣民的治权。

可惜这一前提完全是虚构的。皇帝之所以能统治天下，并非当真因为&ot;天命&ot;，而是因为&ot;暴力&ot;。历代王朝的江山几乎都是打下来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均如此。魏晋等通过谋篡建立的王朝，其实也是打出来的。完全靠谋篡建立的政权，则不能持久（如王莽的&ot;新朝&ot;）。所以，产权也好，治权也好，其实都是占有权。

帝国的这种占有几乎没有限制，即不但占有财产权，而且占有人身权，是一种&ot;无限产权&ot;和&ot;无限治权&ot;。因此，尽管帝国不得不将其资源和财富部分地交由臣民共享，但又保留和掌握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只要皇帝或官府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有时连这种理由也不要），就可以任意剥夺臣民的财产权甚至生命权。臣民对此不但不能持有异议，还得磕头如捣蒜地&ot;谢主隆恩&ot;。其所以能如此，就因为土地也好，财产也好，每个人的生命也好，归根结底都是皇帝的。这正是帝国一切罪恶和动乱的根源。

这样一种天狗吞月式的占有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会遇到问题，因此吞下去以后还得吐出来。从理论上讲，皇帝的也就是臣民的，因为皇帝无非&ot;万民之主&ot;。没有了民众，皇帝就真会变成&ot;孤家寡人&ot;。同样，民众如果一无所有，皇帝又怎么会有？何况天下资源财富何其多也，皇帝一人岂能尽享？所以，历史上的基本情况是：除明确规定属于国家的&ot;官田&ot;外，其他土地，则无妨说是皇帝与臣民&ot;共有&ot;。皇帝有份，臣民也有份。臣民有份，因此可以买卖；皇帝有份，因此可以没收。不过，尽管臣民有份，可以买卖，但归根结底还是皇帝的。由是之故，臣民在使用这些土地时，必须向皇帝缴纳赋税。在通过官方手续买卖这些土地时，也必须注明应缴赋税的份额。相反，皇帝在没收这些土地时，则不必付费。只有在征收土地时，才出于&ot;仁民爱民&ot;的考虑给予一定补偿。

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制度简单地称之为&ot;私有制&ot;，不能把帝国对人民的无偿占有和巧取豪夺，简单地归结为&ot;私有制的罪恶&ot;。因为不但帝国的资源产权不清，而且皇帝自己也身份不明。作为个人，他是私；作为国家，他是公。因为是公，所以皇帝又称&ot;国家&ot;、&ot;朝廷&ot;、&ot;县官&ot;。因为是私，所以皇帝自称&ot;联&ot;。联的本义是自身，即私自。既是国家，又是私自，因此皇帝的身份&ot;公私不分&ot;，就像那&ot;王土&ot;并不知道当真属于谁一样。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还是强调其作为国家象征和代表的性质，即强调皇帝身份&ot;公&ot;的一面。那么好了，既然&ot;天子无私&ot;，则皇帝就既不该有私事，也不该有私产。但这并不可能做到。皇帝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岂能没有私事，没有私产？事实上，所谓&ot;王田&ot;，就是天子的&ot;自留地&ot;;所谓&ot;大内&ot;，就是皇帝的&ot;小家庭&ot;；所谓&ot;乾纲独断&ot;，就是将其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所谓&ot;联意如何&ot;，则就是&ot;我个人认为&ot;。只不过这&ot;个人&ot;大得无以复加，简直可以等同于整个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