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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犯罪及预防（第4页）

我们早在前面的第一章就提到，个体心理学把我们的生活问题分为三大类。首先，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即友谊问题。有时候，罪犯也有朋友，但仅限于他们的同类，比如说他们会成群结队，甚至彼此忠诚，绝不互相“出卖”。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限制了自己的社交圈。因为他们无法和普通人交朋友，无法融入普通的社会圈子。当身处社会中时，他们感觉自己对这个社会很陌生。

其次，是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即职业生涯。很多犯人在回忆起自己曾经的正当工作经历时，总会抱怨：“你不知道那里的工作有多么糟糕！”在他们看来，工作很不称心，更不希望与别人一起在岗位上辛勤奋斗。对他们而言，一份有益的工作意味着要对别人感兴趣，为别人的幸福而承担风险，而这正是罪犯人格中所缺乏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合作精神上的缺乏。实际上，大部分罪犯都没有为接受正常工作而准备好，甚至未接受过相应的职业训练，难以胜任有益的工作。

假如我们回顾他们的学校生活，就会发现他们在学校里面临一些障碍，失去了学习兴趣，不愿同别人合作。这样的话，走出学校，他们发现自己在正常的工作里，竟然无法与别人合作。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人离开学校后，能在社会上做份正当的工作，无异于让一个没有学过地理的人去参加一场地理考试，还要求他考个好成绩一样。实际上，假如这样的话，他们要么交废卷，要么交白卷。

再次，就是关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诚然，甜蜜的爱情需要彼此共同经营与合作。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半数以上罪犯在入狱或被拘留前，都有性病。这意味着，他们仅想轻松地解决爱情问题，把爱情对象视为一种财产。他们甚至认为爱情可以花钱买到，对他们来说，性生活就是对爱情的占有，这不过是占有别人的方式，而非确立终身关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就难怪听到犯人这样说：“如果我不能得到一切，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假如一个人在所有生活问题中都缺乏合作精神，那么对他的健康成长而言，显然是个大问题。实际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合作。一般情况下，我们合作能力的程度强弱，会从我们的日常言行中看出来。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就可以发现，罪犯的言行举止总是异于常人。他们总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仿佛他们的智力在发展上受到了某种阻碍。

通常情况下，我们赋予语言一种共性，从而使得大家都可以交流。而罪犯却显然不是这样，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也有自己的推理。他们的这种风格可以从他们对世界的解释中看出来。实际上，他们并不愚笨，智力上也不迟钝。假如我们认同他们追求的优越感目标，就可以看出来，他们采取的方式原来是“至情至理”。

比如，我们还听到一些犯人说：“我看到他穿着一条好看的裤子，可我却没有，于是我就干掉了他，得到了那条好看的裤子。”假如我们认同他们的这种欲望是合理的，而且不需要自己以某种有益的方式来争取就可以得到，那么，他的这种行为看起来就仿佛是合理的。当然，基于这样的欲望而采取的行为，显然不是正当的常识。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发生在匈牙利的案件，也就是有一群妇人被控诉通过投毒犯了不少谋杀罪。其中一个妇人说：“我儿子患病，不能工作，害得全家人都得照顾他，为此拖得全家很疲惫，我只好毒死他，对他来说是个解脱，对全家来说，也可以获得安宁。”事实上，当一个人在这种情况面前，已经拒绝合作了，那么，她还能做什么呢？

假如从这个妇人的角度来看，她的行为仿佛是合理的。实际上，这是她以及相似的罪犯对生活的一种误读，从而做出了错误的行为。

早期合作的影响

我们知道了，犯罪的根源在于合作精神的缺失。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在哪些具体的情境下，合作归于失败。

1．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可否认，孩子在合作上的失败，很大原因要归咎于父母。或许是母亲缺乏经验，拒绝孩子与自己合作；也可能母亲表现得仿佛自己不会犯错，也拒绝别人的帮助；还有可能她本身不会与别人合作，使得孩子也不会与别人合作。

我们在那些关系紧张，或破裂的家庭里，常会看到孩子的这种合作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实际上，孩子与母亲的联系是第一次同别人获得联系，可母亲却不愿把孩子的社会兴趣扩展到孩子的父亲、其他孩子与其他人身上。这样的话，孩子的合作精神在早期就受到阻遏。

还有一种情况是，孩子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中心人物；可在自己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又来了一个孩子，于是，他不再是家里的中心。这可能是孩子在成长中的第一次挫败，他有种被篡位的沮丧。为了显示自己曾经是中心，同时表达自己对处境改变的不满，他开始拒绝与母亲合作，也拒绝与弟弟妹妹在一起玩耍，甚至可能会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欺负自己的弟弟妹妹。

所以，我们在追溯一个犯人的早期经历时，就会发现，在他生命的早期，这些毛病就已经出现了，在长大后，随着力量的增强，对别人的危害也就越大。在这里，对孩子起作用的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孩子对这种环境的解释违背了常识，父母又未能及时纠正，才最终导致孩子日后走上犯罪道路。

如果在家里的几个孩子中，有一个非常聪明，在孩子们中有种“鹤立鸡群”，这对别的孩子来说，可能是个麻烦事。因为那些优秀的孩子通常会得到人们最多的关注，别的孩子则感觉气馁，有种挫败感。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感觉自己黯然失色，如果去竞争，又没有取胜的信心，最后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于是，在这些孩子里，我们发现，他们中以后可能出现罪犯、精神症患者以及自杀者。

实际上，那些缺乏合作精神的儿童在踏入学校的第一天，我们就可以从其言行举止中判断出来。比如说，他不喜欢教室，上课难以集中注意力，也不喜欢听老师讲课。对这些孩子来说，学校生活可谓是他们重拾信心的又一次宝贵机会，假如老师不能了解他、理解他，这个孩子可能会再次有种挫折感。

诚然，他没有得到鼓励，也没有再次学会合作，相反，在学校里受到的打击变本加厉，这样的话，也难怪他们对功课日益失去兴趣。假如一个人的勇气和信心屡次受到打击，他就不可能对校园产生兴趣。事实上，我们发现，不少罪犯在13岁左右时，被分到学校里的慢班，还常被别人视为智力低下。渐渐地，他们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对别人也失去了兴趣。

相反，他的兴趣日益集中于生活中无用的一面，并从做些对社会和他人无益的事情中收获乐趣。如果他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糟糕。

2．贫困因素。

实际上，贫穷也会使人对生活产生一系列误读。比如说，一些出身贫寒的小孩可能会在家庭外受到别人的歧视。他的家庭经济不乐观，这使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去工作挣钱，以贴补家用。

假如有一天，他们遇到了一些有钱人，并发现他们过着惬意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东西，那么，这些孩子可能会想：自己也能像这些人一样该多好啊！

一般情况下，在大都市里，贫富悬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罪犯数量为什么会比较多了。当然，如果孩子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正确解读，就不会生出忌妒之心，反而会激励自己更加前进；如果这些孩子对这种环境进行了误读，并幻想通过不劳而获的方式获取财富，显然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3．生理缺陷。

很多时候，人们的自卑感会集中于生理缺陷上。本来，我曾以为这为神经学与心理学找到了根据，可后来发现这个观点需要进一步修正。在这本书里，当我刚写到生理缺陷与相应的心理补偿时，就发现了生理缺陷并没有我之前认为的那么简单。

实际上，一个人的自卑感并不是单纯地来自生理缺陷，应该归咎于他周围环境对这种缺陷的教育方式。实际上，假如一个有生理缺陷的孩子被正确对待，那么这个孩子不会因此在心灵蒙上一层阴影，更不会内心里惴惴不安，也不会对他人和社会失去兴趣。如果没有人帮助小孩纠正这一点，或者周围的环境更以此取笑他，只会使他更加敌视他人与社会，并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这对孩子的发展显然也非常不利。

4．社会缺陷。

我们发现，在罪犯里面，孤儿占了很大比例。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负有一定责任，因为我们忽视了那些孤儿的教育问题，没有培养他们一种合作精神。此外，罪犯里面，还有不少是私生子，他们无法获得正常孩子那样的对待，自幼在感情上缺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兴趣的发展。

一些被遗弃的孩子在长大后，去犯罪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尤其是当他们觉得没有人需要自己，并巴不得抛弃自己时。同时，我在罪犯里还常会发现不少相貌丑陋的人，而且这种情况常被一些人证明遗传在犯罪里的作用。也许这个说法有一些道理，我们不妨想一想，假如孩子从小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相貌不佳，而被人们取笑，这些幼小的心灵会怎么想！

可见，孩童时期，若受到一定社会伤害，就会让这些孩子产生一些反抗社会、敌视社会的倾向，这种情感甚至影响孩子的一生。当然，我们在罪犯里面也常会发现相貌很好的人。这样的话，就再次显露出用遗传因素解释犯罪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这些相貌俊好的罪犯有不少是被宠坏的孩子。由于长时间在社会兴趣上的缺失，使得他们逐渐以自我为中心，难以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犯罪问题的解决之道

我们最后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怎样帮助罪犯过上正常的生活，以及如何预防犯罪？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前面已经总结了出来，那就是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对社会产生兴趣。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们可以想见，假如我们不能使罪犯对人类的福利产生兴趣，假如我们不能使罪犯对别人产生兴趣，假如我们不能教会他们怎样与别人合作，不能教会他们通过走正道、与别人合作，来达成自己期望的目标，那么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应该怎样治疗犯罪问题了，那就是：我们必须教会他们怎样与人合作。如果不能这样，而只是单纯地去监狱看看他们，那是不会起到什么效果的。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家人到监狱里看了这些罪犯后，由于未能帮助他们怎样提高合作能力，于是，这些罪犯出狱后，可能还会再度入狱。

基于此，我认为，在没有教会罪犯必要的合作能力以前，仅因为刑满就释放，那么他们再度进入社会后，只会给社会增加更大的危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为正常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我们又能怎样帮助他们呢？其结果，只能让他们重操旧业，重走犯罪道路。

实际上，想办法提升罪犯的合作能力，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对待他们时，我们不可以简单、粗暴地对待他们，也不能奢望空洞地说教就可以使他们痛改前非。因为他们的犯罪生活方式形成很长时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改变。如果要真正地改变他们，我们只有找到其思维方式的根源才行。

比如说，我们要找到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失败，从什么事情上失败，并找出这些失败的情景。我们要知道的是，人们的主要个性特征早在四五岁时便已形成。所以，我们要纠正他们的犯罪思维，就要帮助他们理解那些早期错误的含义，找到其最初生活观的痕迹。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