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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犯罪及预防（第3页）

“有一天，我碰见了一个男人，并和他渐渐混熟了。”很多罪犯在走上犯罪道路时，总会与一些人的引诱有一定关系。对于一个心理正常的人来说，或许可以经受住诱惑，但对于一个曾经长时间在这方面动过心思的人来说，情况就会不同了。

“他是个聪明的小偷，很能干，每次和他出去一块儿干，都能得手，还可以安全地溜走。他很仗义，会与你分钱，并且不会陷害你。于是，我就长期干这行了。”是的，当一个人刚开始犯罪的时候，假如很顺利，这会激发他继续犯罪的心理。

另外，我们还知道他的父亲有自己的房子，而且他的父亲还是一家工厂的管理者。虽然他的家庭不是特别富有，但收支平衡还是没有问题的。在他走上犯罪道路前，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并且他的家人过去从未犯过罪。这个男孩承认，在15岁的时候，就与异性发生了关系。那时候，很可能会有人说他好色。

其实，这本来无可厚非，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好色。实际上，他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在谋求别人的欣赏，比如说，他要成为征服异性的英雄，并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优越感。另外，他希望在外表上有所突出，以吸引女孩的注意；此外，他还通过盗窃往女孩身上大把地花钱，以赢得女孩的芳心。

他时常戴着宽边帽，手上缠着红丝巾，腰上插着一把左轮手枪，而且给自己取了个外号“西部歹徒”。他内心非常虚荣，希望别人把他当英雄看待。然而16岁时，他与一个同伙闯入一户人家行窃被当场抓住。

他对所指控的罪行一概供认不讳，甚至不忘插上一句：“我做过的事比你们说的多得多！”而且，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别人的财产权几乎不在意。

“我并不认为生命值得尊重。对很多人的生命来说，我只有最强烈的鄙视。”他的话反映出，他对生活非常悲观，而且认为生命不过是个累赘。

“在我的经历中，我学会了不能相信别人。曾经听人们说，小偷之间不会彼此欺骗。实际上并非如此，我曾经对一个家伙很好，结果他却暗算了我。实际上，如果我有了足够的钱，我也会选择诚实做人。但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也不能变得诚实。”他的这句话在暗示：“需要对我犯罪生涯负责的，应该是压抑。我的欲望被压抑了这么久，结果才被压抑成罪犯。”当然，他的这个认识还是很有问题的。

“我进行犯罪，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会因为犯罪而犯罪。当然，我有时也会到达某个地方时，一时兴起，进行偷窃，得手后，再迅速离开。”对此，他认为自己是个聪明的英雄，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有次我被逮住了。当时，我为了去看女朋友，就把价值四五千美元的珠宝换成够她花的钱，结果因为赃物被认出来，就被逮住了。”是的，我们发现不少罪犯都是因为去看望自己的异性朋友而被抓住。

“他们要送我到监狱里，还说监狱里有学校。我也确实想去里面学习，但这并不是为了洗心革面，而是要让自己对社会更危险。”从他的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类已经极端厌恶，并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为自己的追求。他还说：“我要有个儿子，就非绞死他不可。你可以想想，我会犯这种罪，把一个孩子生到如此可恶的世界上吗？”

对于一个已经仇视社会到这种程度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怎样改造他们呢？除了让他们看到合作的重要性，令他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外，别无他法。如果要让治疗见效，我们就要回到他童年的记忆里，从中找出深层次的原因，才足以说服他。

我想，在他童年的时候，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他如此痛恨人类。如果让我猜的话，他应该是家里的长子，刚开始很受宠，后来有了弟弟妹妹，他便没有以前那样受宠了。对他来说，好像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事实上，很多人在小的时候，有这种遭遇，长大后，就妨碍了他们的合作精神。

约翰还提到自己被送到一家少年感化院，并在那儿受到了虐待。在离开这个感化院后，他对社会充满了仇视。我在这里必须要补充一句的是，犯人在监狱里受到粗暴的对待很可能被视为一种挑战，一种彼此力量的考验。这会让犯人觉得：“正因为自己还不够强大，才会被他们欺负！”

如果这样的话，犯人会把听到的“不要再犯罪了”视为对自己生存能力的挑战。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去伤害别人，看到别人的痛苦，然后自己狰狞地笑着，才能证明自己是个英雄。是的，假如一个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在与他作战，那么，还有什么能比接受挑战、坚持打下去这场“战争”更能“激励”他呢？

所以，我们在对罪犯进行教育时，不应该用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去压制他，让他觉得不是人道战胜了自己，而是力量战胜了自己。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将一个罪犯真正地改造为一个良好的公民。同样，我们在对问题儿童的教育中也要注意这点。

假如我们对问题儿童采取一种粗暴的方式来压制他们，这无异于对他们进行一种挑战，这将是我们最大的错误之一。如果真是这样，这些孩子的心里就会怒吼着：“看看到底谁强，看谁能撑得最久！”实际上，这些小孩的心理已经与罪犯没有很大区别，只是希望自己更加强壮、更加聪明，从而使得自己能够更从容地伤害别人，更从容地安全撤离。

所以，如果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管理人员常对犯人进行这样的挑战，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害的举动。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个案子。这个人因犯了谋杀罪而被判处死刑，他曾经残忍地杀害了两个人。后来，他在诉状里写了自己的意图。从这里面，我们了解了罪犯心理对犯罪所进行的策划，而且还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人不经过策划便去犯罪。当然，我们这里说的犯罪，主要指有主观错误的犯罪。

在罪犯的这些犯罪策划里，他会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个合理解释，然后激励自己去完成犯罪活动。从这个情况里，我们再次可以看到：即便是犯人，他们也会尽量让自己的行为与对社会的认识协调一致。只是，罪犯在犯罪时，必须扼杀自己的社会感，冲破社会兴趣这层障碍。

同样，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里也可以看到，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反复考虑要不要去杀人。他一直用这样的问题来考问自己：“我到底是拿破仑，还是一个小虱子？”

实际上，罪犯总是自我逃避、自我欺骗，并用这些幻想来麻痹自己、激励自己。应该说，每个犯人都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方式不是有益的生活，他们也知道有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只是，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过上这种有益的生活，当一想到自己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时，他们不免露出胆怯之情。此外，要过上有益的生活，需要学会合作，可他们显然在这方面的训练还不够。于是，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犯罪，才能让自己以特有的方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接下来再引述一个杀人犯在日记里写的话，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心理：“我的家人和我脱离了关系，我被很多人唾弃，还受到很多人鄙视。这些痛苦几乎把我压垮了，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而且不甘心处于这种被人遗弃的境地。可是，我一无所有，而且时常挨饿。我想，我必须冲破这层层阻碍，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我！”

“曾有人预言，我会死于绞刑架上。可是我想，这种快要饿死的生活与被绞死又有什么不同呢？”显然，从这个杀人犯的日记里，已经可以看出，由于他作为人被忽视，遭受虐待，便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几乎都不值得自己怜悯。

在另外一个案子里，一个小孩的母亲则预言说：“我肯定，总有一天，这个孩子会勒死我！”然而不妙的是，在这个孩子长到17岁时，他勒死了自己的姨妈，他妈妈的预言竟然起到了惊人的结果。这个少年犯在日记里接着说：“我根本不担心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反正得死。在生活里，我什么都不是，没有人敢同我交往，我喜欢的女孩子也躲避着我。”

他曾经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并想吸引她。可是，他既没有华丽的衣服，也没有钱，在这个女孩面前，他总是自惭形秽。为此，他不由得经常自我欺骗，比如说，把这个女孩视为一件财产，这也是他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

“既然我生不如死，那么，我要么得到拯救，要么就走向灭亡。”这个男孩对人生进行了极端的解释，这就好比一个小孩子的心理，要么得到一切，要么毁灭，谁也别想得到。

“于是，我把时间选定在星期四，并等待时机，只要时机一到，不论遇到的是谁，我就会痛下杀手。”在他的内心里，这样做仿佛是一个英雄。

终于，在那天，他手持一把刀，突袭了一个路过的男子，并残忍地用刀刺入那个男子的胸膛。在提到自己当时的感受时，他写道：“就像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内心压抑的痛苦可以驱使一个人做出一切暴行。或许我这样做后，就没有做个正常人的机会了，但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更可怕的饥饿会让我做任何事情，再加上我的身体患着疾病，家里又不给我钱治疗，我只有通过伤害别人，才能找回自尊。后来，当那些人在法庭上审判我时，我并不觉得紧张。因为一个人若犯了罪，为此补偿是应该的，但这总比活着受罪好。假如我饥饿而死，或病死，几乎没有人能够注意到我。而现在，人们成群结队来看怎么处决我，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有这么大的能量和影响力！”

然而实际上，他终究不是想象里的那种“英雄”人物。他接着说：“虽然我没有刺中他的心脏，但我还是犯了谋杀罪。我相信这次要被绞死，但遗憾的是，那个人穿的衣服那么精美，我一辈子都没有穿过这么精美的衣服。”于是，他不再说自己的饥饿与疾病，转而说到了服装。

“可是真的，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又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着。

的确如此，很多罪犯在犯罪时，总会有一番心理挣扎。比如说，有些罪犯在实施犯罪前，总会喝些酒为麻痹自己的思想，其实，他们这是在内心里经受剧烈的挣扎，努力冲破内心深处那堵社会兴趣的墙。当一个人冲破了内心这层障碍后，他的犯罪动机就会逐渐转为现实行动。

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罪犯都期望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获得一种优越感。在这方面，我们发现，在罪犯的目标中，对于私人的意义总会超越别人。而且，他所努力追求的结果总是对别人有害。为此，他不喜欢合作，而且认为社会上有的人甚至多余；正因为这样，他才会认为伤害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妥。由此可见，我们要真正了解一个罪犯，关键在于了解他在合作上失败的程度与性质。

具体来说，罪犯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合作精神上丧失的程度。比如说，有些人只犯小罪，而且绝不跨越某一鸿沟，这就好比一些罪犯只盗窃、不抢劫，或者只抢财、不害命；还有些人则偏向于犯大罪。有些人是罪犯的头，策划组织犯罪；还有些人是里面的小喽啰等。所以，要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罪犯的犯罪生涯有这些不同，我们还要审视一下罪犯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个人在四五岁的时候，他特有的生活方式中的主要特点便已形成。我们可以断定：此后，若要再改变他，会很难。所以，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间所犯的错误，才能从根源予以纠正。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有的罪犯虽然多次受罚，可还屡屡再犯，甚至越犯越大的原因。

实际上，并非经济困窘就会导致犯罪。诚然，经济困难时，人们的犯罪率会增加，有统计数据显示，在某些时候，犯罪率与小麦价格的增长成正比。这只是一种宏观形势的推测，并不能直接说经济形势不妙就一定导致犯罪。我们倒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形势不佳，人们的合作能力会受到一定限制，也就是说，一旦达到这个限度，人们就无法再在合作中产生更多供自己消费的价值。于是，有些人丧失了合作的机会，便走向犯罪。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人们在处于顺境时，一般不会犯罪；可一旦出现猝不及防的问题，他们便可能去犯罪。在这里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才是影响他们采取行动的关键。

个体心理学通过对大量案例的调查和研究，终于弄清楚了里面的关系：罪犯已经对他人不再有兴趣。他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合作，一旦超过这个程度，使他们感到了合作的压力，他们就可能犯罪。假如我们考虑一下罪犯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就会发现，除了社会问题，没有什么是他们无法解决的。所以说，罪犯选择犯罪行为，常是因为面对一些社会问题压力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