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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卡大庆年，顿巴斯煤矿里抓了几十名工程师，他们被指控搞破坏……1927-1928年两年，都在搞侦查工作，说得确切点，是在排练一场史无前例的闹剧。亚戈达的侦查员们对这批目瞪口呆的工程师极为坦率。他们之所以目瞪口呆，是因为起先他们当然极力辩白，但他们被告知：谁也不相信他们有罪，用不着辩白，而要合作。他们对这群可怜虫解释，对他们的假指控有崇高的政治目的：当前在搞空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他们承认搞破坏，就会激起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义愤，提高对真正的敌人的警惕，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保证他们不会被判极刑。5月20日，莫斯科举行了首演：公审顿巴斯煤矿的破坏者。53名工程师被送上法庭。外交使团包厢挤得水泄不通，世界各报的记者都来了。戏演得很成功：被起诉者全都极力地痛斥自己，甚至还请求撤掉辩护人，因为后者为他们辩护过头了。他们好像是在同检察长克雷连科比赛，看谁提出的罪名更重……检察长要求判22人死刑。可是为了感谢他们态度好，下令只处决5人。仅仅五条冤魂，在全球性伟大任务中，这算得了什么！他在中央全会上可以作出必要的总结了：“阶级斗争显然在加剧……不用说，这类案子还会发生……”这是一声号令，所有的企业都开始挖掘破坏分子。这一切都得感谢“契卡”！“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斯大林终于开口问道。“敌人已经进城了，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总司令正在进行着努力的抵抗。”叶诺夫低声回答道。“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同志的忠诚还是不用怀疑的。”一直到了现在，斯大林还是纠缠在“忠诚”二字之上，在他看来一个不忠诚的人造成的杀伤力往往是最恐怖的：“你呢？准备得怎么样了？”“都已经准备好了。”叶诺夫用很轻的声音，生怕打扰到斯大林一样：“一旦莫斯科无法继续坚守，那么我们的潜伏者将会潜伏下来，给予中国人以任何可能的破坏……”斯大林仔细听了部下的报告，然后插了一句：“一定要坚决肃清在莫斯科失守后的那些投降分子！对这些人绝对不能容情，要给予坚决的铲除！就像当年我们铲除那些富农一样！”“是，我明白。”叶诺夫尽管如此回答，但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当年铲除富农的运动，给所有俄国人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1929年末，在斯大林寿辰前不久，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伟大转折之年》，定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20世纪，我国准备有组织地歼灭在农田上耕作的同胞。将同消灭富农一起完成的任务是：消灭俄罗斯的旧农村。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又要农民归还土地和牲畜，集体使用。要放弃农民感到亲切的概念‘我的’，去学会讲‘我们的’。富农当然不愿意，会阻挠。为了节约时间，我决定以革命方式行事：干脆把他们消灭。”他任命忠诚的莫洛托夫为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以便彻底解决问题。莫洛托夫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造成了大量流血事件。该委员会于最短期限内制订了从总体上消灭富农的计划。富农被赶到北部地区——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当时的知名经济学家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恰扬诺夫建议利用富农这些最能干、最热爱劳动的农民去垦荒，把哈萨克游牧民族抛下的生荒地长期租给他们使用。但这些经济学家不理解，斯大林如今要搞的不是经济，而是要完成政治任务：彻底消灭一个阶级。革命家特卡乔夫的公式“应当考虑的是该留下多少人”占了上风。2月，莫洛托夫及其委员会把富农分成三类。莫斯科沦陷记（三）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莫斯科抵抗之凶狠激烈，战斗进行的惨烈血腥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几乎每一个莫斯科人在这座城市里都成为了战士。在中国人的坦克面前，在中国人的喷火器面前，在中国人的机枪面前，这些人完全着魔了。他们怀抱炸药和手榴弹，一个个义无返顾的冲了上来，然后在多重火力的打击下粉身碎骨。这是中国国防军成立到现在最残酷的一次巷战。3月12日开始的莫斯科巷战，到了3月17日依然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反而越来越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尸体在莫斯科堆积如山，流淌出的鲜血汇集成了几条小河。相信这一天哪怕再过上几十年、上百年，也没有任何一个俄国人会忘记的。同样，中国军队和白卫军的伤亡也在急剧增加着。天知道哪里打出来的冷枪，总在那里可怕的杀伤着每一个能够看到的目标。那些跟随中国军队一起进入莫斯科的白卫军现在反而成为了一个负担。该死的莫斯科人，他们会换上白卫军的军服，笑嘻嘻的走到你的面前，然后突然拉响捆绑在身上的手榴弹，接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就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