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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那两天之间的事,陈轲也难免心有余悸。
星期天他被何景深扔出了门,在学校北门外睡了一夜,从清晨坐到中午,从中午坐到傍晚。因为发烧一直不见好,胸口还疼,咳出来的唾液里有血丝。他找到隔街的一家小诊所买了几粒处方药,回到北门外头,又买了一小瓶清酒。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病得这么厉害,甚至他怀疑自己已经没办法再靠着“意志”坚持下去。可他不想走,潜意识里他就想一直呆在学校外头——何景深说学校不是他胡闹的地方,那学校的围之外总有他的容身之地——他想看看什么时候能等到何景深出来,哪怕何景深不认他了,他得把钱还给何景深,他总还有什么事没有做完。
他以为酒可以帮一帮他,尽管已经一年多没有沾过这东西了,他需要暂时减缓痛苦,这样他才能有机会继续在校门外等下去,等下去。
他不知道有些感冒药是不能和酒一起吃的,尽管诊所的医生告诉了他,他没听清楚。
最终他昏倒在校门外大路中间,在暮色中当着一路行人的面栽了下去。路过的学生报了急救,校派出所的民警把他送到医院——他的主治医生把民警送他到医院的大致经过告诉了他。这一段历程中并没有何景深的名字。
何景深曾在这里陪护过他,就像一年多以前在特伦敦州立医院住院时那样。然而陈轲的确一直都不知道这些,他的记忆中这一段始终是缺失的,何景深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告诉他,从来没有。
星期六的清晨,陈轲做完一单子的检查,缴费的时候查询到自己前两天的费用已经全部结清了。一共是一万多块钱,人民币。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是谁帮助了他?
“你家属给你结了。”主治医生的办公室忙乱得很,“今天感觉怎么样?”
陈轲还发着低烧,说感觉还好——他寻思着那个“家属”会是谁。主治医生又说:“吃药不喝酒,喝酒不吃药。下回喝酒到医院来喝哈,带好钱,管治,不然又喝到路中间让派出所的民警救你?”
陈轲笑了笑,问医生:“帮我结账的是送我过来的民警吗?”
“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陈轲又问。
“不清楚。这里签个字。”
打印机划划地响了一阵,吐出来一张白底黑字的纸。四十出头就秃了一半的主治医生把纸页扔过来,继续忙着敲他的病历,目不转睛对着屏幕。办公室里人来人往,嘈杂的声音很快把什么都冲乱。
过了一阵,陈轲晃着脑袋,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地往外面走。他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民警的这份恩情还上,何景深一直教导他要感谢所有给予他帮助的人。当然最后他也的确还了,他做了总裁之后给校派出所捐了一栋足够体面的办公楼。
走出医生办公室,他撞见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那个人从走廊那边的玻璃门后进来,将好与他毫无避讳地照面。
那是多么意外的再会,多么意外。
陈轲扶着墙边的不锈钢栏杆,看见何景深的瞬间他放了手,怔怔儿地站着。几秒钟的时间里他仿佛凝固在原地,不能动弹。直到何景深一步步走近了,他犹带着伤痕而苍白的脸上才显露出一些笑容,张嘴却不知该怎么称呼眼前的人,就像一只挂着病号服的架子毫无存在感地竖在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