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上海人即便讲闲话,速度也快,句子也短,信息量也大。他们说话就像办企业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产出,少支付,多回报,因此即便骂人,也不愿多说一句话,能短就短。一个字最好,两个字还行(如戆大、寿头、洋盘、瘪三、赤佬、推板、搭浆),三个字就很够意思了。上海人骂人、损人、批评人、对他人行为表示不以为然的口头禅,以三个字的居多,如阿木林(呆头呆脑土里土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阿土生(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冒)、十三点、猪头三。不要以为三个字就简单,其实里面的内容蛮&ot;丰富&ot;的。比如猪头三,是&ot;猪头三牲&ot;的歇后语,意思是牲口。又因为&ot;牲&ot;和&ot;生&ot;同音,便主要用来骂初到上海的陌生人。上海是个大世界,外地人和乡下人进了上海,总会有点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因此但凡反应迟钝者均可谓之&ot;猪头三&ot;。又比如十三点,一般认为和&ot;二百五&ot;是一个意思。但二百五为什么是十三点呢?有人说是因为&ot;痴&ot;字十三画,所以也叫&ot;福熙路&ot;(也是十三画)。又因为有个&ot;点&ot;宇,因此&ot;十三点&ot;也叫&ot;蜡烛&ot;,意思是&ot;不点不亮&ot;。还有&ot;咸肉庄&ot;,是骂人尽可夫者的。咸肉意谓非鲜货,肉庄意谓可以卖。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ot;指桑骂槐&ot;了。
上海人的&ot;三字经&ot;当中常常包含着一个动宾结构,比如开大兴、轧苗头、放生意、拆烂污、讲斤头、掉枪花、搭架子、扳错头、塌便宜、寻开心、拆棚脚、扦头皮、掰雀丝、凿壁脚、轧台型、掼浪头、吃螺蛳、摆噱头等等。轧苗头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设计害人;拆烂污就是不负责任,把事办槽;讲斤头就是讨价还价,谈判条件:掉枪花就是耍花招(摆噱头也是);搭架子就是装样子;扳错头就是找岔子(掰雀丝也是);塌便宜就是占便宜;寻开心就是戏弄他人;拆棚脚就是拆台;扦头皮就是揭短;凿壁脚就是说坏话;轧台型就是出风头;吃螺蛳就是说话结巴。如此多样复杂的内容,都可以用三个字的动宾结构来表示,恐怕就得归结为上海人喜欢这样一种形式结构了。
事实上如果把这些俚语连起来念,是不难读出一种上海式节奏来的。精明的上海人对话语也精打细算。一个字构不成动宾结构,两个字能行,但不过瘾,也少了点味道,四五个字又多了点,还是三个字最合适,既省事,又有意思。比如&ot;讲斤头&ot;就比&ot;讲价&ot;有趣,&ot;掉枪花&ot;也比&ot;搞鬼&ot;好玩。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吴语区许多地方人)喜欢这种三字动宾结构。就连维持表面的排场,也叫&ot;撑市面&ot;;就连骂人,也叫&ot;骂山门&ot;。
五、雅与俗
北京人就没有上海人那么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说是比较悠闲的。北京不是工商业城市,没什么&ot;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ot;的观念,也犯下着节省什么时间。传统北京的主流社会是由达官贵人、公子王孙、文人学士们构成的。他们的生活节奏一言以蔽之曰慢。你想,官员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爷要拔份儿,他们都要摆谱,也都要讲礼数,怎么能快?有点什么事,就屁颠屁颠的,那是&ot;下人&ot;的作派。上流社会是不兴&ot;猴急&ot;的。贵人多忘事,贵人话语迟。上流社会讲究的是处变不惊,见惯不怪,雍容华贵,闲适恬淡,温文尔雅慢条斯理才显得有派头,有城府,有底气,有修养,大将风度。上以风化下。上流社会带了头,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紧不慢,迈着四方步,拎着鸟笼子。就连做生意,也跟钓鱼似的。大家都不着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吋间。
有时间,就能把文章做足。北京人说话,最喜欢掰开了,揉碎了,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不说到山穷水尽不罢休,非把死人给说活了不可。北京人是很能夸大其词的。比如说东西少,就说&ot;还不够塞牙fèng儿&ot;;说个子矮,就说&ot;还没三块豆腐高&ot;。你想一块豆腐才多高?个子再矮,也有三百块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这么说。
分量上要说够,数量上也要说够。比如说一个人又精又鬼,就说他有&ot;三十六根转轴,七十二个心眼&ot;,够多的吧?因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ot;指桑骂槐&ot;,那&ot;桑树&ot;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说一个人小气,一般也就配他是&ot;铁公鸡&ot;,北京人却能说出一连串的比喻来:&ot;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ot;这么些宝贝,当然都是&ot;一毛不拔&ot;。又比如说凡事都得付出代价,就说&ot;打耗子也得有块肉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ot;;说一个人长得丑,不招人喜欢,就说&ot;猪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ot;。姥姥舅舅是最疼爱外孙外甥的,猪狗则不怎么挑拣。一个人,如果当真弄得连猪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爱,那可真是投什么指望了。
看来,北京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持这种态度的还有成都人。我在《读城记》一书中说过,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他们都是一天不说活就设法过日子的&ot;话篓子&ot;。北京人管说话叫&ot;侃&ot;,成都人管说话叫&ot;摆&ot;。北京人&ot;侃大山&ot;,颇有些移山填梅的气派;成都人&ot;摆龙门阵&ot;,讲究的是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没完没了,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成都人说话,也是十分&ot;到位&ot;甚至不怕&ot;过头&ot;的。比方说,红,要说&ot;绯红&ot;;绿,要说&ot;翠绿&ot;;白,要说&ot;雪白&ot;;黑,要说&ot;黢黑&ot;;香,要说&ot;喷香&ot;;臭,要说&ot;滂臭&ot;,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种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说,弄虛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叫&ot;水&ot;;伪劣产品叫&ot;水货&ot;,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便叫&ot;水得很&ot;。由此及彼,则又有&ot;水客&ot;、&ot;水功&ot;、&ot;水垮垮&ot;、&ot;水漩儿&ot;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ot;黄&ot;或&ot;黄了&ot;,其他地方也这样说。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ot;黄腔&ot;、&ot;黄棒&ot;、&ot;黄浑子&ot;、&ot;黄苏苏&ot;,甚至还有&ot;黄师傅&ot;和&ot;黄手黄脚&ot;等等。
不过北京话和成都话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别。比如公共汽车上挤,成都人会嚷嚷:&ot;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ot;北京人却会说:&ot;别挤了,再挤就成相片啦!&ot;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见大雅。北京人是从来就不怕&ot;俗&ot;的。即便有&ot;雅&ot;的说法,他们也要换成&ot;俗&ot;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ot;招猫逗狗儿&ot;;班门弄斧,则叫&ot;圣人门前卖三字经&ot;。你不能不承认这些俚语比成语更有味道。鲁班门前弄斧头固然有点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ot;小儿科&ot;的三字经居然拿到圣人门前去卖,那就实打实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ot;别拿武大郎不当神仙&ot;,意思是要尊重人,别小看人,不要把人不当人。这就奇怪。要说&ot;别拿吕洞宾不当神仙&ot;还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特别有道理。你想吧,要是连武大郎都被当成了神仙。还有谁不是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