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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形势的遽变，虽有其必然性，托洛茨基、斯人林等却从没有料到会这么快。蒋介石翻起脸来，如此六亲不认。三月底，上海工人群众起义，支援革命军争夺上海的军事行动，二十一日，白宝生的部队全面溃败，国民军胜利占领。消息传到莫斯科，“孙大”学生的狂喜，如晴天霹雳，有的彼此拥抱，相互握手，有的涕泪交流，难抑喜悦情绪。[1]《国际新闻通讯》记下当时苏联的反应，“孙大”学生的回声。“上海收复的消息，今晨在莫斯科传开，首都人民一致欢欣鼓舞。工厂下班后，各地纷纷集会，听取革命军大捷的意义。下午四点，第三国际广场前，逾千群众集会。孙逸仙大学的学生，结队游街时，担任前导。墨兹同志、卡洛罗夫同志以及中共代表，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集会至黄昏始散…。”[2]《真理报》社论，以“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为题，大胆预言“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因素，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和获得中国无产阶级执政的希望。”俄罗斯少女，围着中国留学生，广送秋波，认为这批人是未来中国的领袖群。比较大胆的，甚至主动献身，要求被带回中国。四月五日，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尚坚持没有驱逐国民党右派的必要，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孙大”筹备隆重庆祝“五一”，一幅巨大的蒋介石油画肖像，正赶工绘制中，准备红场游行时，和马、恩、列等同时亮相，表示对蒋的尊崇。[3]讵料，坏消息紧随着好消息而来。过早的乐观，证明有欠成熟，蒋介石心头一狠，枪头转向，以往意气奋发的工人纠察队、地下党，转眼间，失踪、屠杀，全成了国军刀下冤魂。这一幕人间惨状，在那部描写智利政变的影片《失踪》里，能帮助我们窥其大概。“孙大”群情哗然，通过群众集会，批评声讨，一致通过致武汉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其中声讨最激烈，言词最动人的，首推蒋经国。据一个目击者说：“获得全体学生的反应，如雷般的掌声。”数天后，发表声明一纸，公开谴责，塔斯社予以传达世界各地，译文如下：“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4]经国此举，和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大相径庭，卫道之士啧有烦言，可是，我们别忘了，他的处境和他当时是共青团员这个事实，中共革命期间，包括建国后的“土改”、“五反”，不也是要求党员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吗？我们又何能偏责作为贤者的经国！中国上空的风雷，虽给旅苏的“孙大”学生，带来尴尬处境，苏联人改以鄙视的眼光，对待中国人。只经国的声誉，与日俱增。盛岳说：“声明（反蒋）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5]夏天，第三国际东方部，看大势已去，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学生归国，谷正纲等人，乃于此时归返。武汉政府举行清党后，苏联当局恼羞成怒，采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国共不分，大量驱逐中国学生离境。假设照这方案执行，经国后期的十年苏联生活，即可避免了。其奈，苏联方面接受鲍罗廷的建议改变上项决定。鲍罗廷的意见是：“此时遣送中国学生回国，等于帮助国民党执行其清党工作，如系共产分子，等于送他们上刀俎，不如及时控制及软禁这批青年。如其不愿，等待相当时日后，再行遣送，亦不致误事。到那时候，中国的革命情势，或能好转。纵或不能，国民党中央，对于由苏回国的学生，即令不加杀害，也会不敢去信任。”[6]第三国际，非仅没有因父亲的事，迁怒儿子，且在苏联政府的安排下，选送到列宁格勒，进入红军军政学校（central一tolrnatchefititary＆politicalstitute）深造。斯大林的眼光，毕竟高瞻远瞩，内争，托洛茨基不是他的对手；外斗，罗斯福亦差之远甚。[7]就斯大林言，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这颗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托玛卡军政学校，位于列宁格勒的尼罗河畔，对面矗立彼得官，左面是共和大桥，右面是彼得半岛。苏联城市中，仅列宁格勒最富欧洲建筑色彩，有些古色古香的味道。经国对这故都，印象深刻，所以，他说“列宁城中的风景有特别的风味。”这里，是正规的军事学府，组成分子和“孙大”大异其趣。上课不用翻译，课程偏用军事技术，是为红军训练军事指挥官的所在。经国一生没有带过兵打过仗，拥有二级上将军衔，引起不少非议。可是勃列日涅夫生前，不也是升为苏联陆军元帅吗？战场经验固一无所有，却是正宗军校出身，后来被斯大林整肃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arshaltukashevsky），就是他的战术教官。托玛卡学校，除了教军事，同时教政治。红军以政治为灵魂，且区分党的工作与军事政治工作两种。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他自己的心得：“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群众，军事政治工作对象为非党员群众，党对两机关的政治工作，必须互相发生关系，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相同的。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在每军、师、旅、团中皆有共产党代表，他的权力与军官相同。军部命令如不经过党代表签名不能有效，连部中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党代表除作宣传训练工作外，尚有检查及监视军官命令正确与否的责任。”[8]红军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解放军依样画葫芦，把美式装备的国军，三年内，摧枯拉朽，打得一败涂地，担任国军政工局长的“孙大”学生邓文仪，束手无策。一九五o年，由经国接手，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企图让他从二十二年前的旧笔记里，找到重整国军和巩固台湾基地的答案。于是海峡两岸，标榜的主义迥异，控制军队的方法雷同。经国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久，但成绩斐然。其研究重点，为游击战术，且写成出色的研究报告，因而受到苏联党政机构的重视，吸收他为预备党员，留校担任翻译。据“哥大”《民国人名大辞典》的记载，他已经有倦鸟知返的情绪，希望苏联当局允许他回国。第三国际，拒其所请，他再度要求，分发到红军工作，这个请求也落了空。有关他归国的去处，辞典没有作进一步说明，究竟是回到“叛徒”的父亲身边，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呢？还是继续革命的壮志，前往白区上海，坚持和国民党的流血斗争呢？另一个使经国想归国的理由，是他和托洛茨基联成一体的意识形态，他是公开同情托洛茨基的托派，卷入到苏联内部党争的漩涡里，[9]“孙大”校长拉狄克遭到整肃，近百个中国学生，进集中营监禁劳改，包括充配到西伯利亚充淘金工人。经国沾了是蒋介石儿子的光，没有遭殃，权力斗争中，斯大林取得胜利，大势已定，亦莫可奈何。假使，内心里他仍坚持托洛茨基式的信念，留下去，接受斯大林的领导，就宁愿归国。中国的革命形势，空前困难。有抱负的同志，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土上，前往第一线，才非空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