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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之父”托洛茨基亲临主持，[18]地点假工会的大厦举行，礼堂正中，孙中山、列宁的画像并列。托洛茨基能言善道，手舞足蹈，他那富煽动性的言辞，打动台下无数听众。经国的感觉，与众不同。蒋先生一九二三年访苏，遇到的正是这位军事天才，他对托的衷心折服，和他日后变成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可能由此开其端。革命后的苏联，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对中国的留学生，则出奇的慷慨。刚开始，一日五餐，后改三餐，面包黑自兼备，取之不尽。牛奶肉类，绰有余裕。生活津贴，每月二十卢布，一般多花在烟、酒和“中国饭”上。男女关系，本着“性解放”的风气，十分随便，交往对象，先是自己人，再向外发展“向俄罗斯女孩进攻”。精力正旺的经国，“不弹此调，有空看书，悉心钻研马克思理论。”[19]反映经国当时对赤都的印象，可借助部的他写的日记。“这就是我的早饭。’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他又说：‘你们是中国的革命青年，我们对你们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很快的把中国民族解放。’从前能够读书的，只是富家子孙，现在每个劳动者，都有读书的机会。当然的，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所以，我们还很苦。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光明的前途，亦都是非常乐观。现在我们莫斯科大学中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九是工人，这都是将来为人民创造幸福的人们，我今天虽然很苦，但将来是幸福的……。有位铁匠出身的国家商店店员，因为算错了帐，受到讥讽，但却表示他的信心说：我是一个铁匠，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我们工厂的党部就派我来此学习，只要能吃苦，有恒心，令天算得虽慢，明天就会快起来的；今天国家虽弱，明天就会强起来的。最要紧的，是不要把国家的总算盘算错了。革命以前这都是莫斯科资本家大商人的避署处。现在都归国有，给劳动者享福！这是我们俄国革命者流血的结果。从前在这许多房屋中，这样好的风景区内，只有三、四十个有钱的剥削者，可以过快乐的生活，现在所内有八百个工人休养。”[20]字里行间，尼古拉同志，对他未来的“祖国”，从心底里赞美、钦佩，以致毫无保留地认同。中国的希望，进而人类的希望，全靠苏联做救星。共产主义、列宁、托洛茨基，将为黑暗的世界，带来希望的光芒。革命后的新生事物，很多都是真实的，布尔乔维亚们，朝气蓬勃，的确胸怀大志，以解救人类为己任，配合巧妙的宣传，伟大的空话，在世界各地的青年心目中震荡，包括约翰·里德，[21]那位美国作家在内。不幸地，很多虚假的东西，乌托邦式的理想，经国缺少透视的能力。一方面，他知识有限，思想真空；一方面，他对主义信仰的狂热，把理智泯灭了，这是青年人的通病，非独经国为然。正因为信仰坚定，“孙大”党组织，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他抵达赤都的，鲍罗延根据苏联共产党党章，译成英文，廖仲恺改译为中文，延用迄今。[4]同[1]。[5]王觉源著《留苏回忆录》，一九六九年九月，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王觉源和经国等二十二人，第一批留苏学生，前住东联，曾任国防大学教授，观已退休。[6]同[1]。盛岳和王觉源的数字，相差二十名。[7]哥伦比亚大学编《民国人名大辞典》。[8]《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一九八三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9]同[7]。[10]马彬著《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11]陈忠人著《纪念外婆一陈洁如》，香港《百姓》49期（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12]同[5]。[13]同[5]。[14]同[5]。[15]同[1]。[16]毛以亨著《苏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17]蒋经国自己承认，和乌兰夫同坐一张凳子。[18]同[1]。[19]同[1]。[20]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一九四八年上海前锋出版社出版。[21]约翰·里德（johnreed）著《震撼的世界十日》，拍摄电影，一九八二年得纪录片奖。[22]同[7]。----4尼古拉同志国共合作，本来就是一对临时凑合的野鸳鸯（ar-riaofnvenience）。国民党人，借联俄以内抗军阀，外御帝国主义。苏联鉴于欧洲的共产运动，已趋式微，为了避免孤立，急于在东方寻找出路，那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就订下的长期策略。战术上，认定列强对中国资源和市场的霸占掠夺，只有在唯一的条件下方能如愿以偿，即永远保持一个衰弱和的裂的中国。因应之道，是将中国革命阵线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牢固的大联盟。中国人口多，且都是世代耕种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农民队伍”。共产党的力量，当时还不够壮大，尚在襁褓时期，陈独秀等这批骨干，一时毕竟成不了大器。将就形势，必须先在国民党头上投资，把共产党人，巧妙地寄生到国民党的组织里，等待时机，再决战摊牌。这种纯以利害结合的“合作”，随时会因利害的违背而分裂，关键在乎形势和条件。“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有警惕，国共间的冲突斗争，愈来愈表面化。然而，绝据割席的形势，尚不具备。北伐军的进展，出乎意料之外的迅速。一九二六年十月，革命军已席卷两湖和赣闽。就在这个时候，南方政府北移的结果，权力中心分化，南昌的总司令部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互唱对台。宁汉的裂的症结在夺权，国民党内的左翼提出“反对军事独裁”、“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对象是蒋介石、张静江。蒋介石握有枪杆子，兼有国民党内的右翼集团做后盾。岂是这么轻易就范的，加上上海财团的大量经济援助，于是全力反击，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乘中共方面丝毫无备之际，使出杀手锏，把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和中共的党员干部，用机枪大刀，杀得血流成渠。国民党称此为“清党”，中共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或“四一二大屠杀”。第三国际原寄厚望于唐生智、冯玉样和蒋介石较量一下，讵料这最后的希望亦告落空，武汉政府解体，莫斯科的钦差人臣鲍罗廷等，弄得一脸晦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七月黯然归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