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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与弼的教育思想（第2页）

所以，吴与弼在倡导读书穷理时，其许多具体的读书方法和朱熹都比较接近，如以下所列：第一，“循序熟读”。他在自己制定的《学规》中提出：“须用循序熟读《小学》、《四书》本文，令一一成诵，然后读《五经》本文，亦须烂熟成诵，庶几逐渐有入。此个工夫须要打捱岁月方可。”学规。康斋集，卷八。吴与弼主张读书应“循序熟读”、“烂熟成诵”，显然是继承了朱熹提出的“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等读书方法。他所列的从《小学》到《四书》再到《五经》的顺序，也和朱熹倡导的读书计划大体相近。

第二，读书应专心致志。吴与弼提出：“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学规。康斋集，卷八。这种读书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并保持远大志向的要求，亦和朱熹倡导的“居敬持志”的读书法十分一致。朱熹曾提出“读书须收敛此心，这便是敬”、“立志不定，如何读书”？可见，吴与弼关于读书必须“专心致志”的想法，也是继承了朱熹的读书法。

尽管如此，吴与弼的工夫论决不仅仅是程朱之学的复述，而是有着重要的创发，这种创发使他得以逐步向心学转型。

理学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内圣人格，其一切教学法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南宋朱陆之争的焦点在于：朱熹强调读书是为了“道问学”，认为道德知识的积累是成圣的关键；陆九渊并不绝对反对读书，但他坚持读书只是为了“尊德性”、“发明本心”，因为成圣的关键不是积累知识，而在于“明心”。在这一点上，吴与弼接近陆学而不是朱学，他虽然十分重视读书，但是他所倡导的读书，其主要目的不是积累知识而在于“反求吾心”，即在于对个体内在之心的本体体悟。因此，他认为那些不具道德知识而能涵养本心的人，亦可达到成圣境界。他说：“人能衣冠整肃、言动端严，以礼自持，则此心自然收敛，虽不读书，亦渐有长进。”（与友人书。康斋集，卷八。）相反，那些读书多、知识多的人，并不一定就能达到成圣境界，其原因即在于成圣的关键在反求吾心。他说：“盖人患不知反求诸己，书自书，我自我，所读之书徒为口耳之资，则大失矣。”复日上书。康斋集，卷八。如果离开“反求诸己”、“反求吾心”，读书再多、知识再丰富也毫无用处，而只是远离成圣目的的“口耳之资”。

吴与弼如此重视“反求吾心”，认为读书只是作为一种“识本心”、“求吾心”的手段，这使得他的为学之工夫论逐步背离了朱熹之学。朱熹认为读书是为了穷理，即作为获取道德知识的手段，而吴与弼主要把读书作为收敛、涵养本心的手段，他说：“心是活物，涵养不熟，不免摇动，只常常安顿在书上，庶几不为外物所胜。”（日录。康斋集，卷十一。）他认为读书只是为了使心安顿在书上，以排除万物的干扰，达到收敛、涵养本心的目的。为了更有效地“识本心”，吴与弼进一步把读书和体验本心结合起来。他在《日录》中，大量记载了他本人在读书中达到“反求吾心”的本体体验的境界。《日录》载：

理家务后，读书南轩甚乐，于此可识本心。

夜徐行田间，虽诵《中庸》字字句句，从容咏叹，体于心、验于事，所得颇多。

玩《中庸》，深悟心学之要，而叹此心之不易存也。

玩圣贤之言，自然心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

可以发现，吴与弼读书活动的收益并不在于穷理致知，而主要是通过读书达到“识本心”、“深悟心学之要”、“自然心醉”的一种精神体验。在这种体验过程中，他感受到自我和天地万物为一体，自我的本心也就是“克盈宇宙”的“无极之妙”，是“妙古今而贯穹壤”的终极存在。吴与弼在此反复谈到的“甚乐”、“心醉”，也就是理学家程颢受学于周敦颐的“孔颜之乐”，即一种“与天地合其德”的最高精神境界。

由此可见，吴与弼的读书工夫只是在外表上还保留着程朱之学的浓重印记，但分析其精神实质可以发现它和“发明本心”的陆学十分一致。所以，与其说吴与弼是“兼采朱陆”，还不如说是“以陆变朱”，是一种由理学向心学发展的转换理论形态。

三、为学工夫之二：静观

吴与弼的教育目标是通过“反求吾心”而成圣，那么除了读书外，还可以通过“静观”的直接体悟的方式达到“反求吾心”的目的。这一道德工夫则更能体现吴与弼的心学倾向。

吴与弼的成圣根据在于人的内在心性，人心是“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应该是趋善的，但由于受“气禀”的拘限而易污染本心。他说：“然气禀拘，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为垢无穷，不假浣之之功则神妙不测之体几何而不化于物哉?”（浣斋记。康斋集，卷十。）所以，学者要想恢复人之本心，就必须进行一番“洗涤工夫”。如何“洗心”呢?他认为：“敬义夹持，实洗心之要法。”（浣斋记。康斋集，卷十。）在理学思想中，“敬义”包括居敬和集义，“集义”是一种外在工夫，主要靠读书和实践，而“居敬”则是内在工夫，指如何保持一种纯静专一的道德心理状态。吴与弼谈到“居敬”的工夫时说：“人须整理心下，使教莹静，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内工夫也。”（日录。康斋集，卷十一。）“敬”就是要求学者使自己内心处于一种“莹静”状态，这样就可以摆脱“气禀”的干扰和破坏，使作为本体存在的“本心”得以显露。实际上，这种为学工夫也可称作是“静观”的工夫，吴与弼就常用“静观”描述这种为学工夫。

“静观”的目的在于“识本心”、“反求吾心”，和读书的目的一样。所不同者，读书要依赖圣贤之书的文字的启发，要有一番循序渐进的程序，而静观则是在天地自然、日用生活中的一种对本体存在的刹那间的直觉把握，类似于禅宗的顿悟。静观不仅完成快，而且不受场所限制。吴与弼说：“无时无处不是工夫。”（日录。康斋集，卷十一。）就是说，这种“识本心”的直觉体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吴与弼的《日录》中，大量记载了他本人的这种“静观”活动：

憩亭子看收菜，卧久，见静中意思，此涵养工夫也。

雨后生意可爱，将这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观农，因疮藉芳间卧塍间，静极如无人世，今日虽未看书，然静中思绎事理，每有所得。

山中独行甚乐，万物生意盎然，时陟冈顶四望，不胜之喜。

他声称自己在“途中”、“憩息”、“夜思”、“伫久”、“独坐”常常会体验到一种“意思”、“良心”、“事理”等等，也即是在静中体悟到吾心即理、天人一体的境界，也即如他本人所说，这将“使心纯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两忘，惟知有理而已。”（日录。康斋集，卷十一。）

学者为什么能通过“静观”而能体悟到吾心即理、天人一体呢?这当然有其哲学本体论的基础。吴与弼认为成圣的依据在于人的本心，这个心是“克盈宇宙”的“无极之妙”，它能“妙古今而贯穹壤”。他又把“吾心”视为“天地生物之心”，提出：“是心也，其天地生物之心乎!验诸日用之间，凡非有所为，油然以生者，皆是心也。”（天恩堂记。康斋集，卷十。）显然，吴与弼的哲学本体论完全是一种人格本体论，他把一种道德主体的人格精神拓展为宇宙的本体存在。这种本体论成为“静观”可能实现的理论基础。

由此看来，吴与弼的为学方法是一种向内求心的工夫论。他的静观工夫的出现，预示了新兴的心学思潮的即将崛起。

四、吴与弼与明代心学教育思潮

吴与弼倡导“读书”、“静思”的为学工夫以“识本心”为目的，并由此提出以心为本的人格本体论，其思想内容已预示着明代心学教育思潮的发端。《明儒学案》以“崇仁学案”开篇，其原因正如清代学者莫晋所言：“以大宗属姚江（王守仁），而以崇仁（吴与弼）为启明，以蕺山（刘宗周）为后劲。”（明儒学案·序。）也就是说，这种编排是依据吴与弼之学对明代心学思潮的“启明”作用的历史事实。吴与弼的“启明”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直接的学术师承关系；其二是思想内容的影响。

先说这种师承关系。吴与弼长期从事教育活动，门下弟子甚众，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把明代心学思潮推向最高峰。清学者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肯定：

与弼之学，实能兼采朱、张之长，而刻苦自立。其及门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有明一代，两派递传，皆自与弼倡之，其功未可尽没也。

明代心学思潮以王阳明、湛若水两派为代表，饶为有趣的是，这两大派皆与吴与弼有着学术师承关系。首先看“白沙之宗”，开此学的是陈献章，他是湛若水的老师，陈、湛之学成为有明心学的一大派，他们真正开始建立较为完整的心学思想体系，黄宗羲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明儒学案·白沙学案。）然而，白沙之宗的开创，实得益于吴与弼。陈献章自称：“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汩没于声利，支离于秕糠者益久之。年几三十，始尽弃举子业，从吴聘君游。”（龙岗书院记。白沙子，卷一。）陈献章不仅是在吴与弼的引导下走上治学的道路，而且他的学术思想明显继承了吴与弼的“静观”、“反求吾心”的工夫论，并由此发展出了一整套心学理论。如陈献章倡导的“从静中养出个端倪”的工夫，均是直接接受老师吴与弼关于求“静中意思”、“静中思绎其理”的观点。甚至湛若水的著名命题“随处体认天理”，亦和吴与弼“无时无处不是工夫”之间有着继承关系。

再看“余干之学”。“余干之学”的代表人物有胡居仁、娄谅等人。他们接受了吴与弼具有心学倾向的为学工夫论，胡居仁主张“主静独立”、“以求放心为要”，娄谅倡导“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等等，皆和吴与弼的为学工夫有继承关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心学大师王守仁曾问学于娄谅，师徒之间“甚相契”，王守仁因此成为吴与弼的再传。《崇仁学案》也肯定：“姚江（王守仁）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王守仁不仅从娄谅这里受到吴与弼之学的影响，另外还和湛若水的学术交往很深，受过崇仁之学再传湛学的影响。由此可见，阳明心学大盛于明代，如果从学术师承关系来看，是和吴与弼之学的影响有关的。

现在再述吴与弼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吴与弼并没有一整套系统的理学思想体系，因而他不可能成为明代心学思潮的重要代表。他所热心倡导的，主要是那些通过读书、静观以反求吾心的为学工夫，他还没有把这套为学工夫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心学思想体系。但是，我们知道，为学工夫论和哲学本体论是紧密相连的。朱熹“格物穷理”的为学工夫与理本论是一体的，陆九渊“发明本心”的为学工夫与心本论也是如此。人们常说，哲学本体论的不同决定道德修养、为学工夫的不同，从理论的逻辑体系来说确是如此。但是，从思想家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来说，这个关系往往是相反的，即是为学工夫论决定哲学本体论。明代心学大师陈献章、王守仁都是首先因怀疑、放弃朱熹“格物穷理”的为学工夫，而选择了“默坐澄心”、“致良知”的为学工夫，然后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心本论思想体系。也就是说，是“反求吾心”的为学工夫论导致了以心为本的世界观。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吴与弼与明代心学思潮的关系，就可以发现，他在心学思潮中确实具有“启明”的作用。他虽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心学理论体系，但是他所倡导的“识本心”、“求吾心”的为学工夫，启发了有明一代的学者。吴与弼之学的出现，预示着明代学者的为学工夫正由朱熹的读书穷理向陆九渊的发明本心的转化。这种为学工夫的转化，必然会引起哲学本体论的转化。可见吴与弼之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启明”。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