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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经国是站不住的，台湾的王哲甫没有理由去为上海的吴性栽负任何行为上的法律责任。而且吴说；“王虽到香港和吴见过两次面，不过，在时间上是在影片完成之前。据王的供词，仅说是业务报告，和吴在上海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牵连。因此，我认为这种随便入人于罪的办法不足以服众。我命令彭孟缉立即释放，彭要我下手令，我下了一个条子。”吴的手令，等于废纸，彭并未遵守。吴说：“当天下午五点，彭要见我，而且和经国一道来的。当时小蒋的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我这才知道，经国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名义，控制着台湾的特务系统，经国说，王有罪，不能释放，我坚持于法无据，场面极为尴尬。最后我问彭：‘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8]处于彭的立场，可以对吴违命，吴莫奈他何！和经国站到一边，不愁将来之升官发财，果然，这位吴眼中“樟头鼠目”的彭副司令，因功而上将衔副参谋总长、代参谋总长、参谋总长，近乎火箭的速度，在台红极一时。这是吴、蒋当面顶碰的地“应予照准”，并通过上级交议，任命俞鸿钧为新的台省主席。吴历任中枢要职，必有为蒋先生赏识的才干，否则，蒋不会如是纵容，吴也不会那么傲慢。下面摘引两个关于吴才具的侧案：“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外国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一般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13]这段话，出自上海市参议会潘公展议长之口，潘和国府同道，应是可信的肺腑之言。其次是吴任外交部次长时候的僚属何凤山的回忆：“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时（一九四二年），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新进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的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吴国桢是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在国内做事多年，所以英文之外，中文也很不错，他告诉我说：‘刀笔吏俗所谓绍兴师爷，在公文的运用上有一种特殊的技巧’。他佩服当时在侍从室工作的陈方（芷汀），他跟陈某请教过，所以吴氏行文，极重简洁扼要，我们部中的同事，虽然许多是老公事，有时在重要关头上认为不当时，他也不客气的申斥，受他折磨最厉害的，要算欧洲司长梁龙（云松）。吴氏是一个急性人，讲求效能，他的外国名字叫kcwu，中文喊为‘开水壶’，一则音同，再则恐怕是形容他说话说得快，好象壶中的开水一样。他走路健步如飞，许多老太爷们跟不上，视与他同行为畏途。在政治关系上，他与张群（岳军）接近，被视为政学系中的一分子。他注意人才选拔，我有时与他同车由上清市到涨秋山庄办公，在路上除讨论案件与问题之外，尚臧否部中的人事。因此，他对于部务的了解更加深切，譬之是时部员的外放，并非人事处决定，而乃每一出缺时，由每司提出人选，再经部务会议公决，人事处不过办理例行手续而已。我是时正督策同仁，铲除积习，努力工作，如果外放机会缺少，则将失去一重要的鞭策工具。所以我一有机会，就与吴氏谈司中的工作，又每一人员的学识品格。他是一位有心人，还晓得看点相，有次谈到纽约总领事馆的情形，我指出领事卢心畲有干才，处理内外事务均能恰到好处，他是干焌吉总领事的好助手。我不过是随便谈谈，并没有存什么心，哪知几个月之后，加拿大的多伦多总领事出缺，部中竞求的人很多，他忽然的问我说：‘你看派卢心畲怎样？’我闻之愕然，他继续说道：‘你不是说他很好吗？打电报问问他的意思如何？，卢某虽因故没有接受，而吴氏的求才若渴可以想见。”[14]何凤山现退休旧金山，与吴已几十年不相往返，自没有向吴讨好的必要。上列例子，把吴的个性为人，办事能力，勾画得一清二楚。蒋先生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与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的原则，断然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