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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法律办事，所谓的“民意代表”，任期届满，应该鞠躬下台，再行竞选。但大陆已沦陷，这件事办不到，民意代表，早已不代表任何民意。“代表”诸公，在台流亡。其次，法定人数亦不足，很多代表，未克赴台，沦为中共“劳动改造的对象。”对政治的解释，西方人有个说法：“政治者，妥协之谓也”。搬到中国，“妥协”一词，可圈可点。蒋先生既然一定要当总统，民主的招牌一定要挂，[2]办法多得很，只要偏劳大法官们，照指示办事，即依法有据。至于人数问题，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即可。于是，很多人摇身一变，凭命令“选”为“国代”，且是终身职，人称“万年国代”。副总统一职，当然，非陈诚莫属，昔年，孙（科）李（宗仁）逐鹿的往事，自不许重演。但蒋先生难免要先谦虚一番，“问何应钦愿否竞选副总统？”[3]这位“西安事变”期间，拟取蒋自代的四星将军，早看透蒋的心思，连忙婉谢，蒋乃顺理成章地向中央委员会推荐陈诚为副总统候选人。陈坐二望一，为外界公认的蒋氏继承人。国民大会，因创制、复决二权，迄未行使，代表诸公，休息六年“辛苦”一次，依法不能享有薪给。然而，政治既有妥协的特征，更有的赃的奥妙，这些人原为无给职，趁此机会，正好勒索一番，票可以照投，但是大家得坐下谈谈条件。转瞬间，化无给为有给，后来升级，以“贷款”、“住宅”交换，成为六年一度的“政治拜拜”。这年三月，台北一片升平景象，中山堂恢复了当年南京的热闹气氛。先是投票表决罢免副总统李宗仁，闹得煞有介事。其实，此举纯属多余，缘李氏于一九四九年冬，即移居美国新泽西州，自我放逐，不问政事。蒋为了报一九四九年“逼宫”的一箭之仇，始出此下策。李宗仁强弩之末，容易对付，无独有偶，半路上杀出吴国祯事件，那就喧腾中外。交待故事之前先把吴、蒋关系，作一简单交待。昊自美学成归国，受蒋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党政要职。党内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于政府的架构中，先后出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继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外交方面，担任外交部次长，为蒋面前长期得宠的爱将之一。但吴和经国间，则格格不入，形同水火。事件的爆发，即种因于此项潜在内斗的表面的。赣南时代、重庆时代，经国和康泽、陈立夫的人马，不断交锋，但与吴副部长、吴市长，风牛马不相及，尚能和平共存。一九四八年八月，经国突奉命赴沪任经济督导员（详见本书12八一九防线），侵入吴的势力范围，双方意见分歧，发生正面冲突。吴国祯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间题。吴且赴京，向蒋先生力谏，剖陈利弊。经国不信邪，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只要施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他是根据三十年的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经国成熟、高明。一九四八年十月，经国落荒而走，非但未虚心接受上海失败的教训，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吴扯后腿，始有那样的结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吴继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4]两个冤家，窄路相逢，蒋作此人事安排，颇费周章。台湾是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唯一行省，随蒋赴台的高官如云，唯吴适人适事。吴自己亦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斯时，经国羽翼未丰，只有手杖的作用，尚无从过问高阶层的人事权，何况“国内的崩离析，国外阴雨密云”，内斗为势所不许。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前，勉能同舟共济，保持和谐的局面。就政府的体制观察，经国任政治部主任，承参谋总长周至柔之命，职掌三军政战工作。吴为省政府主席，主管地方行政，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司其责，各尽所能，尽可相安无事。但这仅是表象，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随时可以废弃、践踏，机关与机关间的运作、并无固定的程序、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明的一面，是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后来成立）；暗地里，以总统府资料组的名义，操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于是，吴、蒋冲突，乃成自然演变。冲突的枢纽，则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即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前身）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实权操副司令之手。吴国祯一反他前任魏道明时代的习惯，凡事听令钮先铭一手包办，偶尔，要过问一下司令部的大事。讵料副司令彭孟缉，早投效到经国麾下，听其驱使，和经国互通声气。自然，就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放在眼里。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淦之流，持“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末，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消弭于无形。吴拒绝妥协，客观分析可能出诸下列原因：．吴的性格使然，“士可杀而不可辱”，官可以不做，原则要遵守。这本来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一项卓越（outstandg）的德性，吴能舍唯唯诺诺而表现其气节，至为难得。．恃宠而骄，过的高估了蒋先生对他的信任，迨他了解蒋先生“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时，已噬脐莫及。缺少团队精神。吴认为经国“不学无术”，其所主张及实施之办法，与“近代民主政治，实属扞格”，而忽略国府的本质。民主也者，本来就为装饰门面的东西。照潘公展的说法，吴“八面玲珑，十分圆滑”。[5]一个“圆滑”的政治人物，当不至于糊涂到以自己的乌纱作孤注一掷，想必经国有欺人过甚之处。枝枝节节的龌龊，大都为了金钱之争。迁台之初，政府除自上海搬去大量黄金白银，国库收入，几等于零。一切中央的开支，唯省府是赖。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岁收田赋。应付那样庞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肘。吴身为主席，自有撙节开支，开拓财源的责任，遇到预算以外的额外要求，如“政治部’、“救国团”的请托，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换一个人当主席，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宁愿别处节省，对经国网开一面。诚如他告诉雷震时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6]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分很大。否则不至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类似情况，陈诚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也曾发生过，[7]引起经国和辞修的矛盾，但没有吴蒋这么严重。严重对抗，导因于台湾火柴公司案，那是一九五o年的事。某天省府召开资源方面的会议，有人报告，王哲甫（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被捕，承办单位即省保安司令部。会后，吴召见副司令彭孟缉，查明原委。彭说是总统的命令，并陈阅全卷。吴不看则已，阅后，情绪激动，十的气恼。台湾火柴公司，总公司原设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淞沪失陷，董事长吴性栽，选择大陆。保安司令部，本着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处事方针，将吴列为“附匪商人”。吴性栽解放前，从事电影事业，为了向新政权表态，或为形势所迫，摄制《民国四十年》影片一部。顾名思义，影片内容，对国民党、蒋先生，诸多诋毁失敬之处。透过情报活动，经国获悉，迁怒于留台的台湾火柴公司，下令彭孟缉将负责人王哲甫，不的青红皂白地，逮捕下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