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末期战乱,很多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亡,被地主豪强所控制,变成奴隶,或编为私人武装。
这些豪强不缴税也不上报奴隶数目,藏匿人口,暗地里保留了很多的钱财和奴隶,导致东魏的户口数目和税收锐减。而且这些拥有大批私兵的军队不受朝廷管辖,严重影响到国家稳定。
高澄辅政之后,几次派高隆之等人前去河北括户,所谓“括户”就是查户口,进行人口普查。《北齐书》曾这样描写“又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于是所获甚众”。
那时因为众多的地方豪强私藏人口,用作自己的私人军队和充当家族奴隶,导致国家无法征兵。
为此,高澄下令大肆搜寻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等地区的老百姓为士兵,凡是逃亡与隐藏者的本人及其主人、地方的三长(即里长、乡长、村长)和地方守令官员等均被处以死刑,被处死者的所有家人就会被没收为奴婢。
此令一出,那些地方豪强再也不敢隐瞒,放出了大量被藏匿的人口,高澄这样做,同时让东魏政府因此征召了众多的士兵。
这项括户政策同时也使得国家的居民户口增加了,老百姓回到土地上耕种,缴税给国家,国家财政税收也因此而充裕起来。
括户过程中打掉了那些地主豪强,他们的财产也被充公,给朝廷提供了不少军资,被搜出的奴隶和充公的私兵也给国家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对于河北一带的豪强门阀,他们在乱世中逐渐形成了日益强大的乡党,高澄也对此进行了逐一的打击和削弱。其中的一些门阀大户,如渤海高氏、赵郡李氏等族中就有人或被贬斥或永不叙用,解除了一定的隐患。
从北魏末年开始,当时的私盐情况就十分泛滥,官盐产量远远跟不上,而私盐则利用市场交易偷逃高额盐税。东魏右仆射崔暹就向高澄建议,在海滨的盐场里大量增加灶头用作煮盐。
而高澄没有采纳崔暹的建议,反而听从度支尚书崔昂的建议,关闭盐市,允许民间将私盐卖给官府,只收取他们少量盐税。
这样一来,那些制造私盐的人一来不用担惊受怕,二来又可以正大光明地赚钱。互惠互利,双方都得益。
此法平衡了官府与私人在盐务方面的矛盾,令双方获利。
经过这一番改革整顿后,东魏政治经济开始走上正轨,勋贵势力受到抑制,高澄作为高欢的继承人,从此地位彻底稳固。
高欢去世后的第五天,东魏名将侯景就叛变了,因为侯景是追随高欢起家的同乡人,对东魏的政治和军事都十分熟悉,因此叛变初期对东魏造成极大的伤害和动荡。
高澄听取陈元康的建议,大胆重用慕容绍宗,一举将侯景赶至南梁国,并趁机吞并两淮,为东魏扩充了了二十三个州的疆土,并攻陷淮南重镇寿阳,将疆域从淮河以北一直拓展到长江沿线。
高澄在民族政策方面较高欢开明,高欢时常劝诫鲜卑族人,他说:“汉族人都是你们的奴隶,男的为你们耕作,女的为你们织布,你们为什么还要欺负他们啊?”
在高欢的眼中,汉族人只是鲜卑族人的奴隶,但高澄则愿意平等接纳汉族士大夫,并起用他们为官,协助管治朝廷。
父亲高欢去世后,高澄带领着弟弟高洋把控着东魏政权,孝静帝元善见也知道如今是高澄当政,为了讨好他,于是下旨由高澄继任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坐镇晋阳。
武定七年(549年)四月,高澄以大将军的身份兼任大丞相,封齐王,并加殊礼,即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这种特殊的礼遇是三国时期的曹操曾经享有,现在东魏天子同样给予高澄这样的礼遇。
所“赞拜不名”,就是说上殿的时候礼官不可以直接喊高澄的姓名;
“入朝不趋”,就是说他在朝堂之中不用像别人一样小步快走;
“剑履上殿”,就是说他可以带着剑,穿着鞋子上殿。这三种礼遇都是在古代十分夸张,不可想象的最高级礼遇。
作为人臣而言,高澄的权力地位几乎已臻顶峰。
高澄成功击溃叛将侯景,以反间计扰乱南梁,拓展两淮和河南之地,有力团结统治阶层,掌控东魏政权,对家族地位的巩固,东魏向北齐的政权过渡贡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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