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欢因为传闻高澄私通庶母郑氏的事,对高澄曾下令打他一百军棍,后来这件事虽然在司马子如的游说下,平息了家庭矛盾风波,但高欢的骨子里是汉人血统,他有汉族人的伦理思维。
只是长年接受鲜卑人的生活习俗,早就不把汉人的那套儒家家庭伦理看得很重要,不过因为面子问题,所以被儿子戴绿帽子的事还是埋在心里的。
高欢被高澄气到了,重重惩罚了高澄,甚至将他扔进了监狱,虽说没过多久高欢又将高澄放出来了,但看到这个儿子整天在面前晃悠,高欢心里还是膈应的。
高欢因为着眼于军务,东魏的军队都屯兵于晋阳,所以他干脆去了晋阳长住,留下高澄在邺城管理朝政,高欢管教孩子时,也少不免动用严父思维,所谓“棍棒之下出孝儿”,生气的时候,也是动手打骂,更甚者有时会拳打脚踢。
当高欢生气时,他会对高澄这个长子动辄打骂。有一次高欢对高澄不满,不仅亲自动手殴打踩踏高澄,还对他破口大骂。
过了一天,高欢跟亲信幕僚陈元康提到了这件事,却不料陈元康直接跪下,哭着说道:“大王教训世子的手段也太过分了!”高欢说:“我性格急躁,一生气就经常这么对待高澄了。”
陈元康大哭着说:“您这一次打世子就已经打得很重了,更何况您还经常打他!”高欢听了之后,自然是不太高兴。
后来,高欢每次生气殴打了高澄,就会对旁人说:“千万别让陈元康知道,高澄又挨打了。”高欢又说:“陈元康对高澄如此上心,他为人又很真诚,恐怕以后他会和高澄相拥而死。”
高欢纵容包庇勋贵们的贪腐行为,高澄曾多次跟他提这事儿,他都不上心。就比如:高欢的核心团队中,很多高官都有贪污行为。
这里面就包括了司马子如,但这会儿,高欢正指着这帮人打天下呢,自然是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这帮人却越来越贪,他们看高欢不管,就越发肆无忌惮起来。
这种局面,高欢看得下去,高澄却看不下去了,所以高澄就经常提醒自己老爹注意着点,别把这帮人惯得毫无底线。
而高欢对这事儿的态度却是不置可否,他还经常教训高澄说:“你一个小屁孩儿,别整天管东管西的,朝廷上的政治游戏,你现在是不明白其中的要害之处的,待你多接触政务,慢慢就会明白了。”
高澄当时就说:“父王,依您的处理方法,他们一旦明白到无论是如何做尽贪污的行为,到最后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话,那以后为官的人谁还会做到廉洁奉公呢?”
高欢听后就安慰他说:“澄儿,水至清则无鱼,官场一向以来都是难以做到清廉的,那些人做官就是为了捞钱,否则谁愿意当官呢?只要不是太过离谱,还是包容一下吧。”
“父王,然则,这御史弹劾某名官员时,我们应当如何处理?”
“这种情形就要看情况来办了,适当压制也是必要的,但过分严惩就会赶跑他们,逼他们去投奔宇文黑獭了,所以,反贪腐也要看时机,不能一概而论,你要小心把握好尺度才行。”
“知道了,父王。”
高欢对儿子高澄言传身教,希望他既能压制一众勋贵,让他们继续效忠自己高氏家族,又能不让吏治崩塌,维持着帝国的统治。
高欢的策略性反贪本来是当时的环境所迫而采取的权宜办法,只是歪风一长,要刹停又谈何容易?
即便后来高澄也花了大气力整肃贪腐,但收效甚微,反而被年长一辈的功勋大臣所瞧不起,不是不听他的领导,就是干脆背叛造反,要不就是继续我行我素。
高欢的手段不能说他不行,而是他有能力去掌控朝政,笼络人心,他在生时是没有问题的,一旦他离开人世了,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的老臣子就会不服年轻一辈的管治,以致各种问题丛生。
到了高澄和高洋之后的一下代接班人中,已经没有了高欢父子的魄力和高智商行事方式了,因而局面就逐渐失控了。
但历史证明,凡是入驻中原的少数民族,只要没有汉化成功,最终都活不长久,这也许就是南橘北枳的道理,甭管多强悍的民族,要想在中原地区长治久安,还就得用汉人那套之乎者也的文化才行。
而不论是东魏,还是后来高欢子孙创立的北齐,都一直在汉化和鲜卑化之间摇摆不定,这点如果能在高欢执政初期就得以解决,那么北齐后来的君王就不会一直为此困扰。
其二,东魏官场贪污腐败之风严重,虽然高欢不愿为了钱财得罪能臣这一做法,在东魏创立前期应该是对的。
但他没有想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东魏官员上行下效,很快就贪污成风,而他并没有及时制约,引致东魏政治非常腐败,以致“文武在位,罕有廉洁”。
甚至到了后来的北齐时代,官场风气依然奢靡。人们都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东魏即便是再大、再富庶,那也经不起这么一代一代地贪腐下去啊。
所以,高欢的东魏虽然实力强劲,看上去赢面很大,但却早已被他亲手埋下了隐患。
高欢无法下决心惩贪,面对不法勋贵,高欢更多时是纵容。高欢的逻辑无非是在非常时期不怕民心乱,只怕军心乱。
可自古以来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岂有依仗武力,纵容墨吏而能长治久安呢?可以说,高欢的偏袒和不作为使东魏、北齐政权自创立伊始就埋下隐忧。
此后在北齐历朝中,六镇勋贵们依旧横行不法,与中原士人的矛盾日益加深,两方内讧,互相陷害攻杀,这是国家可怕的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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