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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第1页）

五十分钟后，旺迪登巴就换上了旧日服装，背着一杆猎枪，牵着一只猎狗，跟我们出发。仅仅相处一天，我们就成了密友。

由于工委总部的首长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护，他非常高兴，不但尽职，而且以他的山区生活知识和经验，帮助部队解决了许多困难。

他告诉我们山中野菜哪些可以吃，哪些有毒；可以在什么情况下，猎取野牛、野驴、黄羊。

连日翻山，需要保护的就是双脚，一双草鞋，两天就磨烂了，他教部队把牛羊皮剥下，剪出比脚大数指形状，四面戳洞穿进线绳，脚踏毛面把绳两头猛拉，便成了毛朝里皮朝外既暖和又坚韧的皮鞋了。

我甚至忽发奇想，动员他参加红军，那他就是第一个尧呼尔红军了。

思绪很乱，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吴永康部长和江子敏现在在哪里，是什么样的境况。当他们知道我是先于他们死在这荒山树下时，他们作何感想呢？

我有意把思绪引向鄂豫皖，那里是我久别的家，那里有我的父母和妹妹。我家是湖北黄安，这在山区来说是个较大的县城，也是红军最早的活动中心。我十四岁那一年，北伐军打到了武汉，革命之声响遍湖北各地。黄安党支部首先争取了县教育局的领导地位，动用&ldo;至诚学款&rdo;开办公费学校和乡村贫民学校。这笔至诚学款是当时县教育局控制的一笔巨款，是黄安南乡一些资本家在沙市的六十年的存款，革命者把它作为家乡办学的基金，培养这些资本家的掘墓人，这本身就很有哲理意味。在开展平民教育的同时，农民协会就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一九二七年初就对地主豪绅撕破脸皮，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接着农民就武装起来。有一首民谣就可以看到当时革命的声势：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我家道小康，祖父曾在县里当过录事之类的小官，父亲却是地道的冬烘先生。他为人慷慨，不会理财，家境渐渐衰落，他倡导义务教育，所得甚微，这就苦了我的母亲。革命中，父亲参加了县农会，管理文书，写标语出布告。一九二九年，他送我参加了红军。那年我十七岁。

我跟随父亲读遍了《论语》、《孟子》、《诗经）、《幼学琼林》，后来，我自然迷上了《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尔后从父亲书柜里偷出了十部《晚清文学丛钞》。我如获至宝，日夜手不释卷，真可谓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狂读猛记。眼界大开，自认为饱享了人间至福。这是集晚清以来翻译的外国文学之大成，从诗歌、戏剧、寓言到小说，无不具备。我有七年私塾垫底，读文言文毫不吃力，而且觉得它言简意赅，意味深厚，像喝一杯浓茶。读起白话文来，反而觉得如吞淡水了。

这些书，在西路军的前进剧团中，竟然无人读过，我不能不十分惊讶，因此我也就成了见多识广饱学之士。每逢战争间隙和工作之余，或行军途中，我的周围总拥聚着很多好奇心特强的演员们。我的讲述简直使他们着魔入迷，不时发出啧啧赞美和吁吁叹息，有时还使他们热泪盈眶，唏嘘啜泣！

领受别人的感谢尊崇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就是生性拘谨冷漠的于薇，也因我的讲述洋溢着少有的热情。江子敏是我的最热烈的听众，她崇拜我的学识，却不赞赏我的性格，太书生气了，她戏称我为&ldo;温情主义者&rdo;。只有特派员江子文对我不满，因为我所讲的内容，尽管有许多人生哲理，却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条文。所以他一向对我们这些布尔乔亚的革命坚定性表示怀疑。其实，他也是个有文化的人。

人们最喜欢听的大概是几部长篇，首先是林纾译的大仲马的《玉楼花劫》，君朔译的大仲马的《陕隐记》和抱器主人译的《基督山恩仇记》，还有苏曼殊译的嚣俄的《惨世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和林纾译的迭更司的《块肉余生述》，还有斯吐活的《黑奴吁天录》。这些翻译多在1900年前后，早的有1847年申报馆印本，1907年翻译占多数，当时译的人名书名均不规范，如雨果译为嚣俄，《悲惨世界》译为《惨世界》，斯托夫人译为斯吐活，《汤姆叔叔的小屋》译为《黑奴吁天录》等。

像我这样易动感情的人，在革命部队里，既不能做叱咤风云的军事指挥员，也做不来严肃的政治工作，做一个文化人，也是自得其所了。

&ldo;文章憎命达&rdo;，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文学家，我并不怕生活艰险。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得很对：&ldo;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rdo;所以，这次随军西征，万千苦难，我毫不在乎。

记得在一九三二年深秋，我随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时，父亲为我送行，他又老又瘦又黑，眼前是黄叶满坡，脚下是潺潺溪水，颇有&ldo;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rdo;的意味。父亲说：

&ldo;孩子，革命好难噢！&rdo;

我说：

&ldo;你要保重！&rdo;

父亲说：

&ldo;爹今年五十七了，自视为老朽，虽不敢说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也得争个纵死犹闻侠骨香……&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