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点,陈昌浩是太熟悉了,在莫斯科大学时,就这个问题,他曾跟几个同学展开过辩论,他拿出了巴黎公社的失败作为例证。因为客观上不具备胜利的条件,巴黎公社再握有真理,也只能存活七十二天。
陈昌浩完全想通了,恹闷难舒的心境豁然开朗:是的,我应该回中央去,向中央陈述一切,在短短的电文里是无法使中央理解西路军的困难的!这里的困难,是出乎任何预想的,当我们西渡黄河时,我们不也是对困难认识不足吗?我们给中央打了很多取得胜利的电报,也有不少表示能够完成任务的电报。在西洞堡取得反击胜利后,我不也是做出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吗?
我们身历其境,对困难都认识不足,何况数千里之外的中央呢?如果我们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谁能向中央报告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呢?我离开部队不但无愧,而且是必须了。
&ldo;子文,你说得也对,可是,我们少数人离开部队能安全到达陕北吗?&rdo;
&ldo;这个问题,我在倪家营子时就仔细想过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只要避开马家军的搜索就会安全……&rdo;
&ldo;避开马家军可不容易。&rdo;
&ldo;现在马家军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大部队方面,而且对总部机关盯得更紧。在这种情况下,&rdo;江子文说出了自己的安排,还临时补充了很多细节,&ldo;我组织一个警卫排,由我带着,再带上一名医生一个护士,这样一个精干的小分队,在黑夜穿插出去并不困难。这里不像戈壁沙漠,在山区里只要伏在地上或是转个山弯,就不容易发现,而且敌人追捕多用骑兵,我们就专走骑兵不能通行的山路……&rdo;
无疑,这些安排是周到的。
&ldo;这个问题怎么提出来呢?我自己走很不好吧?总指挥会怎样说呢?&rdo;
&ldo;用军政委员会决定的方式提出来,大家是不会有意见的!&rdo;
这时,从山口上有部队开过来了。陈昌浩和江子文都站起来。
第6章石窝分兵
石窝会议,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当陈昌浩宣布西路军已经失败,无法继续完成中央早期赋予的打通国际路线和在甘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时,久历沙场的战将们都泪落纷纷。
尽管宣布前都知道事态的严重,却总希望失败不是事实,总希望回天有力。失败一旦被正式确认,就很难承受得了。但大家都知道全军处在九死一生中,个人也处在九死一生中。
陈昌浩的声音非常沉重,像是背上压着个磨盘:
&ldo;十二日,中央给了我们指示,要西路军保存现有力量,根据实际情况,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打游击……根据我们的理解,主要是保存有生力量,保存革命火种……中央指示我们冲向蒙古边境,这是从便于支援我们接应我们考虑的……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冲向蒙古边境困难很大;冲向新疆可能较为有利。&rdo;
陈昌浩说得很艰难,声音疲惫而嘶哑,像个无油的车&ldo;吱吱嘎嘎&rdo;地推进:
&ldo;中央早在半个月之前就组成了援西军中央二月二十七日决定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三月五日,军委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陈昌浩说的是约数。……可是,救兵如救火,他们远在三四千里之外,我们是无法等待他们了。我们应该立足于自救……&rdo;
到会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和各军主要负责人,都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军政委员会主席沉重的声音。他们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宣告西路军失败,在他们心灵上造成的创伤是难以描述的。这既是西路军的悲剧,也是两万一千八百人的个人的悲剧,当大家的心灵感到这一点时,还不能真正认识它的成因和含义,也不能预想它的后果。
他们还隐隐意识到,宣告西路军的失败,并不是悲剧的结束,而是旧的危难的延续,新的危难的开始。他们对抗这种危难的唯一武器是对革命的坚定性、对敌人的憎恨和勇于牺牲的精神。
&ldo;西路军的失败,&rdo;陈昌浩继续说,&ldo;有多少客观原因有多少主观原因,有多少是下面的责任,有多少是我们的责任,有多少血的教训,我们将会作出总结……&rdo;
&ldo;但是,我们的下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忍受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发扬了革命精神,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不愧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工农红军……&rdo;
康隆寺方向的枪声越来越清晰了。阻击部队正与追敌进行喋血奋战。总指挥提议会议要加速,后面的准备工作很多,一面下令部队顶住,坚持到黄昏之后,以便掩护机关、伤员、妇女团分散突围。
陈昌浩并不准备大家多作讨论,他继承了张国焘的个人说了算的工作作风。他崇尚决策三要素:第一要素,就是要有一个决策者,要有绝对的权威性,他不喜欢那种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他要民主的时候,大家可以随便说,他要集中的时候,那是谁也不能反对的!凡是了解陈昌浩作风的人,都极为谨慎。
决策的第二要素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第三要素,就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当陈昌浩觉得自己一切都很明确的时候,他是不允许过多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