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禁南迁之议。面对也先军队直扑北京的严峻形势,是战是守,大臣们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讲徐珵(chéng)善于星象之数,托言星象有变,朝廷应当南迁。对此,于谦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坚决反对南迁。他厉声说:&ldo;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rdo;监国郕(chéng)王朱祁钰(yù)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守卫北京之策乃定。
于谦言南迁者可斩也,绝非耸人听闻,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确建议。试想,明朝虽实行南北两京之制,南京为陪都,但是一旦南迁,则北京势必不保,长江以北将不为明廷所有。有史为鉴,当年宋朝徽、钦二帝被俘,宋高宗赵构逃至江南而失国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张,恐怕中国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在行军过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乡,后又考虑到大军会践踏家乡的庄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误了时机,明军被围于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据。被围数日后,王振传令移营,而瓦剌军队四面围攻,明军大乱,伤亡惨重,王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虽死,但是朝中同党犹在。
有明一朝,宦官专权始于王振。据说,明初朱元璋曾于宫内立铁券,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严。正因为如此,在靖难之役中多有内宦逃至朱棣军中,密告朝中虚实。朱棣登基后,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只任内廷打扫事务。王振本来是个读书人,于永乐朝入宫。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掌司礼监,成为&ldo;内相&rdo;。英宗对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称之为&ldo;先生&rdo;,对他言听计从。因此,朝中许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门下。
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言官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看不顺眼,现在见他仍旧气焰嚣张,丧师辱国的怨气统统指向了马顺。群臣义愤冲天,不顾大臣的体面,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在左顺门将马顺活活打死。随后,众人又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要出,乱拳打死,悬尸于东安门外示众。监国的郕王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惊慌失措,想要退走。这时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请求他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死,参与殴杀的众大臣无罪。情势这才稳定下来。大家退出左顺门时,吏部尚书王直用力握住于谦的手,感叹地说:&ldo;国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势,即使有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好。&rdo;正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为百官所倚重。
第三,拥立明景帝。大敌当前,国无君主,而太子朱见深年仅三岁,无法承担起匡复国家的重任。于谦及众大臣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郕王朱祁钰是英宗的亲弟弟,英宗在亲征之前曾命他监国,此时他二十二岁,仅比英宗小一岁,年富力强。明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目前英宗有太子在,郕王朱祁钰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新皇帝最重要的不是有名分,而是要有领导百官、消除祸乱的能力,因此郕王朱祁钰就要比太子朱见深更为合适。
当郕王朱祁钰得知群臣请立自己为帝的消息后,惊谢至再,甚至退居王府,表示不愿即皇帝位。这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名分不正,而且英宗尚在人世,太子朱见深亦将长大成人,不免有顾虑,另外蒙古铁骑兵临城下,可谓吉凶未料。在这种情况下,于谦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向郕王朱祁钰指出:&ldo;我们做臣子的拥立您,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rdo;这番话使年轻的朱祁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担的重大责任,于是他不再避让,在群臣的簇拥下登基即位,年号景泰,史称景帝。他很快投入到新的角色中,力主抗战,反对南迁,任命于谦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这些措施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谈迁在《国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绩:&ldo;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然而,还有一个景帝。土木之变发生后,如果没有景帝,我们都会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仆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个是他善于知人,一个是他懂得安民。&rdo;所谓&ldo;知人&rdo;,主要指的就是重用于谦,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打赢了北京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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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时宰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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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保卫北京城。北京保卫战是艰苦而惨烈的。于谦在受命的第二天,立即奏请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及运粮军入卫京师,于是人心渐趋稳定。此时,粮食问题又浮出水面。通州为北京的屏障,同时又是京城粮食的储存地。在敌人的进逼下,通州城势难保全,粮食落入敌手,将会为敌所用。但是,短期内明廷难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将粮食搬运入京。为了不让通州的粮食落入也先手中,于谦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奏请皇帝准许官军预支通州仓粮,令人自取,能多运者还有物质奖励。如此一来,通州的粮食很快就运入北京城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