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况廷秀作为况钟的后裔,在他所作的《太守列传编年》一书中,只是粗略介绍&ldo;有熊友兰、熊友蕙兄弟冤狱,公为雪之&rdo;,没有举出任何史料以证明况钟确实断过十五贯疑案。况廷秀也仅仅是道听途说而已。
再者,联系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故事中的主要情节与现实是不符合的。熊家兄弟是在无锡县被判死刑、经过常州府复审的人犯,是不大可能到苏州府来问斩的,更不可能由苏州府知府况钟来监斩。
以此看来,《十五贯》传奇有可能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结合历史素材,采集部分民间传说,综合整理而成的,历史上的况钟与这个传奇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为什么传奇中要塑造况钟这么一个清官、好官的形象呢?这还要与明清两朝的吏治环境结合起来看。况钟三任苏州府知府,为官清正,颇有政绩,被百姓称为&ldo;况青天&rdo;。到了明末,吏治的腐败,已经积重难返。百姓在贫困中挣扎,他们都渴望能够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等到改朝换代,成了大清国的子民,他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朱素臣的《十五贯》传奇自一问世,就广为流传,就表明了百姓对当时朝廷吏治腐败的现状强烈不满,以及对况钟那样的&ldo;青天&rdo;的渴望。他们呼唤能够为民伸冤、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好官。况钟的身上就被百姓寄予了这样美好的愿望。因此,况钟在他死后仍被百姓所怀念和爱戴。至今,在苏州的文物古迹当中,还有一座位于西美巷的况公祠,供人瞻仰和凭吊这个五百五十多年前的清官、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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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廖志豪:《况钟与周忱》,中华书局,1982年
(2)蒋星煜:《况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于谦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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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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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在五百四十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北京保卫战。在刀光剑影中,拯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却是一位文弱的书生‐‐于谦。虽然战争的烽烟已随着历史远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个立下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于谦,也不能忘记那个两袖清风的清官于谦,更不能忘记那个身赴刑场的悲剧人物于谦。
于谦是明朝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国家命运为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ldo;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rdo;的赞语。他的命运与明朝中期两件大事变(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前后的境遇却截然相反,可谓悲喜两重天,令人感叹不已。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年少时,他就展露出卓尔不凡的气质。据说于谦七岁时,一个僧人见到他,觉得这个孩童日后必有大的作为,断言他是将来的&ldo;救时宰相&rdo;。少年于谦,机智过人,能诗善对。八岁时,一次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之曰:&ldo;红孩儿,骑黑马游街。&rdo;于谦应声而答:&ldo;赤帝子,斩白蛇当道。&rdo;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的于谦中进士。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稳之际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未战而降,宣宗命于谦口数其罪。于谦义正词严,声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战栗不已。宣宗非常欣赏于谦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有政绩。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应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是明廷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大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业,似乎应验了早年僧人的预言。由此,于谦在历史长廊里留下了他动人心魄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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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时宰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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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年轻气盛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史称&ldo;土木之变&rdo;。土木之变,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明朝失去了对蒙古军事力量的优势,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土木之变,使得明朝面临的局势极其危险。英宗为也先俘获,明朝陷入了国无君主的窘境。同时,英宗成为也先手中的一个筹码,随时随地可以向明廷要挟索价。也先挟持英宗,乘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数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备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户人家纷纷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惊愕,束手无措。皇太后孙氏和英宗的皇后钱氏将宫中的财宝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马驮赴也先大营,幻想能够以此换取英宗的自由之身。当然,这种妇人之见是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的。
正是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紧要关头,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忠义大臣处变不惊,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粉碎了也先的阴谋,稳定了大局。于谦此刻挺身而出,成为抵抗派的领军人物。他果断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