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明白吗,于是渐渐无人上奏放大炮。
旱情在继续,不过现在仍没有人察觉。
科闱过后,李觉上了一奏。
粮贵伤民,粮贱伤农。国家导河渠,贯江湖,将各地粮食运到京城。越积越多,仓库充牣,露积红腐,陈陈相因,只好赏赐,赏赐不掉,只好处理销售,以至一斗豆仅售价十文钱。赏给兵士,一家不过数口,可一月给粮数斛,能吃得完么?或者出售给京城百姓,等于用这个贱粮变相资养着百万之众,游手之民。但这些粮食运到京城是何其不易,西抵三峡,南极荆湖,包举江吴,旁达浙右,历风涛之险,踰岁月之期,始达建安军,历楚、泗,泝汴流,才运到京城。不说粮贱农民收入变得多可怜吧,就是这一路的民夫,以及诸军傔人(押运粮食的厢兵),离去乡舍,终老江湖,是多么的可怜?
实际这个问题宋九在三司时也在调控。
但一直没有好的办法,例如巴蜀,税粮不适合了,只好用绢代税,结果导致巴蜀绢价坚挺,以至一些聪明的商人将绢贩到巴蜀,再变成税运回来……这更让人无语。
然而朝廷不能不征巴蜀的税啊,不征绢,征粮成吗,征草成吗?将一束草从成都顺三峡长江再顺汴河往京城运?那到了京城是草还是黄金草?或者征钱,请问钱够流通之用吗?
因此宋九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正好那时赵普还没有进入中书,于是在李昉默许下下了数道命令。鼓励巴蜀各州府的官员奖励百姓植桑种麻。
然后在前年死死按住赵匡义建寺塔的冲动,甚至禁止朝廷铸相关的铜器。大肆铸钱,前后计铸七百多万缗铜钱,又让金铺衙内出资增股,金铺固定资产增加,大家继续一起拿出资本出来吧,然后发行近两千万缗交子。实际就等于变相的增加货币数量。
可这终是权宜之计。
铜不足,铜钱不足,就不敢增发交子。
至于植桑种麻。能彻底解决巴蜀绢难之弊吗?试问能增种多少桑麻,以至满足向朝廷纳税的需要?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不用粮纳税,用什么来纳税?
宋九做了一些调节,但仅是他的军制改革,就省下大量粮草,加上连年丰收。于是京城储粮越积越多,对此宋九也无可奈何。
所以李觉想了一个办法。
既然对农民太不公平,那么只好涨粮价,一斗豆涨成二十文钱。有了这个钱,诸军押粮傔人旧日给米二升,现在就可以给赋钱三百。人心就乐焉了。城中诸军因赏粮过多,可以拿出来卖,屯兵手中耕粮更可以拿出来卖,这不亚于多赐钱给兵士,兵士也就高兴了。粮价涨。官府储粮升值,同样可以获利。只涨到一斗二十文钱。民不会难以承受,农民又能受益。
但说易行难。
这是市场决定的,朝廷想涨到二十文就能涨到二十文?
赵匡义十分欣赏这个奏折,确实相比于其他人等,农民太苦了。辛辛苦苦地耕种一年,一家有几十亩地,累死累活,交纳税务外,除家人吃喝外,能有二三十石余粮,就算好得不能再好。可是一石粮一百文钱不足,这些存粮能售多少钱?二三贯钱又能做什么?原来还有棉花,但现在棉布价格越跌越厉害,连下面的官员都不大喜欢用绵布纳税,以免朝廷亏空。粮食贱委实是过于伤农。
因此将两府三司两制御史台官员一起请到政事堂商议。
大家皆一愁莫展。
王显嚅嚅道:“原来丰收也不是好事啊?”
还有人说酿酒,遭到大家一起翻白眼,酿酒,难道京城百姓不吃饭,净喝酒啊?
宋九说了一句:“今年看样子有些干旱。自古以来物以稀为贵,主要粮食多了,它就会下跌,没有其他良策。若真想解决,只有一法,关中之粮暂时不向京城调动,江淮荆湖两浙粮食往北方调运,但不运向京城,而是运向河北之地。再派官吏察看各州囤粮情况,百姓多寡,酌情于各州库囤积部分粮食。又于京城囤粮部分运向河东,酌情囤积。京城物价是全国物价风向标。夏粮渐渐上来,然而新粮不进京城,陈粮去渐渐出于河东。京城储粮会大量减少,不用国家调度,京城粮价也渐渐会贵起来。自古以来,国家以为天灾人祸,兵灾战事,需备九年储粮。一样是备,仅是部分备于地方,部分备于京师罢了。尽管地方贪墨情况会更严重一点。若是粮价贵,又可以向京城调度。来回调济,粮价自然会平稳下来。况且若有是灾害,州库有粮,就可以立即赈济,节约来回搬运成本,那同样弥补了地方一些不良胥吏的贪墨。再者,三司长吏需酌情处执,若是储粮丰,可令地方官员以他物代税,甚至金银代税,那么就可以直接用它来发官员薪酬以及兵饷。”
是一个解决办法。
然而这样的“宏观”调控,现在各个官员没有那经济头脑,执行下去麻烦会多多。
可粮食确实太贱了,在唐朝物价低廉,钱比宋朝更金贵的情况下,一斗粟售价四五文钱,那就是大治之年了。现在一斗豆仅售价十文钱,可想粮价贱到何等地步?
因此宋九又自嘲道:“陛下,虽然农民苦一点,但若没有兵祸,至少百姓不会因粮贵而饿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