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集会者的流氓行为致使7名军人受伤,包括多处挫伤、皮肉伤和淤瘢。两辆伴随纵队前进的汽车被损,交警队的巡逻车则完全报废。
此外,政府大厦前参加集会的人群中,一群流氓分子还对多名交警进行辱骂和殴打,指责他们没有阻挡战车从大街驶过。还有人撕扯民警的肩章、制帽,企图殴打他们,交警大队的许多工作人员不得不赶紧逃跑。
第二装甲车纵队未能完成穿越大街的行动,因为大街入口处的通道被来自共和国广场的游行示威者占据,不许战车前进。
就这样,1989年4月8日尝试以军车示威稳定第比利斯局势的办法,未能达到警示的目的。
第比利斯和整个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形势,4月8日白天已达到白热化程度,而且还在升级。反苏的、民族主义的、极端主义的性质更加露骨。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越来越常见,也更具挑衅性。这就证明,在共和国首都和阿布哈兹,实质上正在酝酿着一场未来可能引发后果难以逆料的反社会大行动。
政府大厦前集会的人数已达到25万‐3万人。卢斯塔维里大街艺术家之家大楼前的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被集会者示威性地扯下践踏,升起了一面格鲁吉亚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统治时期的旗子。人数为三四千的许多群众集会依然在国家电视广播大楼前,在一些学院和市里其他地方继续举行。
有约3000妇女参加了示威游行以及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楼前的静坐罢工,要求把苏联内务部队撤出首都。政府大楼前绝食的大学生和高年级中学生已达400人。在第比利斯其他地方,也组织了青年绝食。
由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和采列捷利建立的机动宣传小组继续在首都和其他城市煽风点火,制造舆论,组织&ldo;自发的&rdo;群众集会和绝食,在工业、交通企业、机关、学校建立纠察队,拼命煽动这些单位的工人停止工作,参加集会群众队伍。高校、中学、普教学校都没有复课。又有一批工厂、机关和团体的工作人员参加罢工。青年小组强制迫使一批通信枢纽的职工也参加到罢工中来。
劳动集体的代表同鼓动小组的冲突时有发生,侮辱、威胁和攻击民警和军人的事件也未有间断。宣传员积极散发反苏传单。
但是到头来杂牌军的头头们也并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和农村劳动者对他们反社会行动的全力支持。首都大部分企业和机关依然照常工作,虽然工作负荷不满。
不过,共和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罢工代表团有组织的队伍仍在向政府大楼汇集,集会群众人数达到数千人。
在这种形势下,4月8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局召开会议,讨论第比利斯形势和&ldo;政治组织措施紧急计划&rdo;,其中包括恢复秩序的措施。然后,召开了共和国党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会议,计划得到了会议的赞同。积极分子会议结束后中央局会议继续进行。考虑到当时一触即发的爆炸形势,会议通过决议,取缔政府大楼前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ldo;动用警察、内务部队和苏军部队&rdo;,采取这一行动时,由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吉奥诺夫上将指挥。
应当指出,苏联国防部并没有下达任何委任罗吉奥诺夫为行动指挥的命令。但是按苏联武装力量卫戍勤务条例要求,罗吉奥诺夫上将在当时的情况下,理应担任为恢复城市秩序分拨出来的所有的军队、兵力和装备的指挥官。
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批准实施的条例,在苏军部队、苏联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内务部队协同配置担任卫戍任务时,它们均应服从由军区部队司令任命的卫戍司令的指挥。
因此,作为高加索军区的司令的罗吉奥诺夫上将,其军衔最高,理应拥有卫戍司令的全部权力,担任这次行动的领导。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局就这一问题的决定是完全合法的。
那一天的17时30分,召开了国防委员会会议(成员由帕季阿什维里、尼科尔斯基、切尔凯济亚、奇赫伊泽、古姆巴里泽),参加会议的还有军事指挥部的代表(科切托夫、罗吉奥诺夫、诺维科夫)和护法机关的领导(戈尔戈泽、卡兰纳泽、沙拉舍尼泽、绍舍阿什维里),会上一致认为共和国的政治形势极端尖锐,&ldo;已濒临灾难边缘&rdo;。会议进程中与会者又一次一致表示,必须&ldo;在法律框架内迅速采取坚决措施,恢复共和国的正常生活和活动&rdo;。当时规定了开始行动的大致时间‐‐1989年4月8日深夜。这是因为考虑到之前几日这个时间逗留在政府大厦广场的人较少。会上建议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草拟和发布相应的决议,作为内务机关和调来的部队整顿秩序行动的法律依据。
依照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颁布的命令,共和国内务部&ldo;派出内务部队和苏军军人&rdo;,奉命采取维护社会秩序的补充措施一从政府大厦广场上驱散集会人群,关闭公民前往政府大厦的通道。对那些&ldo;未经批准的群众活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采取既定的法律措施&rdo;。在共和国电视广播大楼毗邻地域,必要时,亦可在城市其他地方,奉命采取同样措施。
作为共和国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机关和指挥机关,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依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宪法,实行保卫国家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和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措施;同样根据宪法,其决议和命令,也必须在共和国领土上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