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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1页）

事实上希特勒的&ldo;焦土&rdo;政策只是阵发性地实施过一阵。盟军在德国本土作战，节节向前推进时，的确遭到过不少拚死抵抗。这样一来，在飞机轰炸所造成的破坏之外，又加上作战带来的损失。德国当年在格尔尼卡、华沙和鹿特丹等地播下的种子，现在已经亲自饱尝其恶果了。许多德国城市，如科隆和纽伦堡等地的中心已化为一片废墟，使一些曾经游历过的外国人几乎无法辨认了。科隆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住宅破坏殆尽；在杜塞尔多夫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住宅不能居住；法兰克福的十八万套住宅中有八万套被毁。据计算，如在柏林每天开出十列有五十辆车皮的列车来运输瓦砾，要历时十六年才能运完。在英占区的五百五十万套住宅中有三百五十万套或完全被毁或严重损坏。在波茨坦协定所划定的德国领土范围内，原有一千六百万套住宅，其中有二百三十四万套被毁，还有四百多万套至少损坏了百分之二十五。盟国一些听过有关房屋破坏情况汇报的人员，刚刚进入德国时，看到还有那么多建筑物仍旧屹立在那里，开始感到很惊奇。其实大多只剩下一个外壳了。大城市的建筑物没有伤痕的寥寥无几；以汉诺威为例，未遭破坏的建筑物不到百分之一。受害的不仅仅限于大城市；较小的城镇，如希尔德斯海姆和海尔布隆也损失惨重；即使乡村亦未能幸免。作者于1945年6月曾乘飞机从法兰克福至慕尼黑，沿途所见至为惊人。开头看到好一些村庄在外表上还完好无损，后来就看到另外一些村庄，恰巧是德军进行疯狂的最后抵抗的场所，都变成一片焦土了。一般来说，1939年只住四个人的地方，现在有十个德国人挤在一起住，即使这样，还使用了一些不能叫做住宅的地下室和临时房舍。

遭到破坏的不光是私人住宅。公共建筑物，办公楼，剧院，艺术馆等等也全都毁坏了，在纽伦堡，四十座新教教堂中有三十座被毁。在柏林，所有一百八十七座福音派教堂全部遭到轰炸或炮击，其中六十九座被毁坏无遗，在科降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学校被毁或严重损坏：在怕林有一百四十九幢校舍被毁，三十六幢严重损坏，二百二十一幢需要大修，八十一幢移作他用，只余下一百六十二幢完好可用的。全国二十三所大学中有十四所建筑物遭到严重损坏。

盟国依靠空军优势使德国运输陷于瘫痪，从而加速了胜利的到来。然而经验证明，只有广泛而持久地进行9空袭，才能有效地破坏交通运输。对德同进行这种轰炸的结果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英占区的一万三千公里铁路只剩下一千公里可以行车，而且这一千公里还是不相连接的，一万二千辆客车中，有五千辆无法使用，其余的也大多严重损坏。机车中可用者不到一半。全德国有二千三百九十五座铁路桥梁不能使用，在英占区和美占区的九百五十八座主要的河道桥梁中有七百四十座不能使用，其中包括跨越莱茵河的所有桥梁。没有一条航道是通航的（只要想到莱茵河社伊斯堡以下的航运量比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的航运量还要大，就不难理解航运破坏的影响之大）。英占区的运河网上有五百四十座遭到破坏的桥梁需要拆除。在汉堡有五十艘商船，十九座浮船坞，还有许多较小的船只沉没在港口。英占区有一千五百个长途电话交换台被破坏，相当于1939年该地区所有设备的一半。西方各国的普通公民现在把方便的交通运输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以至于忘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此；在德国交通遭到破坏似乎暂时中断了文明生活。

有些最严重的战争创伤并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易于体察。从1938年至1944年期间，公共债务由四百亿德国马克增加到三千五百七十亿德国马克，纸币流通量由一百零四忆德国马克增加到七百三十亿德国马克。用硬性冻结物价和工资的办法来抑制物价和工资上涨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只能使纳粹政权消失后的通货膨胀来势更猛。以数量增加了的货币去猎取数量较少的物资，而价格维持不变，结果使占有货币便成为次要的了。人民群众由于普遍期待着某种货币改革和削减债务的措施，因此对货币的信心便进一步遭到了破坏。这是促使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失败，幻灭，以及认为努力一直是徒劳无益等意识，很难提高人们的品德标准。在德国，这种情况是在纳粹匪帮持续统治十二年之后出现的，因为纳粹千方百计把德国人经历过1918年的灾难和101922‐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而仍保持下来的优良传统破坏殆尽，即使那些并不赞同纳粹分子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们的毒害，德国主要地是已经失去了道德感。

生命的损失也极为惨重。据统计在战斗中德军死亡人数达三百十万人，平民死亡人数达十万人。另外五十万平民死于空袭；由于战争直接造成死亡率增加而死于非命者估计达四十万人；此外据信有二十万人死在集中营里。阻在西德就有二百万人残废。又据统计，1924年出生的德国人当中每一百人就有二十五人死亡或失踪，另外三十一人程度不等地变成严重残废者，1939年全人口中男性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八，到1946年下降到百分之四十四。战前妇女比男于多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人，这一数字已增加到七百二十六万九千四百人。在二十岁到四十五岁范围内，女性和男性是一千四百八十二与一千之比。结核病患者由1939年的四万二千人增加到1943年的七万五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