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玲娜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然后她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妈,我快回来了……”
天桥下,周红梅守在水果摊边上,不时用花洒往水果上喷些水。经年累月的艰辛与隐忍都压进了她薄薄的脸皮里。汽车卷起的烟尘、夏日难逃的热浪、透湿衣衫的汗水都变成了旧塑料袋里零碎的收入。她一遍遍地清点、一次次把各色面额的票子分门别类码好,佝偻又认真的动作背后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支撑着她忍受命运长久以来的不公。
忽然,小商贩们骚动了起来,手脚麻利地迅速收拾东西。周红梅赶紧骑上三轮车,拼命蹬了起来,各种水果噼里啪啦掉了一路。她蹬死了三轮车,眼看就要被飞奔而来的城管追上了。
突然,她脚下轻松了起来,回头一看,原来是王晓菁正推着她的车跑。
“右拐!右拐!走小路!”王晓菁大喊道,一边把提子等车上最贵的水果盖好。
周红梅和王晓菁躲进了一个居民小区。王晓菁扒在墙边,眼看着城管们吹着哨子去追大路上的小贩,这才回头冲周红梅一笑说:“妈,没事了!”
夕阳西下,王晓菁推着三轮车和母亲周红梅一起走回家。周围的环境从光鲜热闹渐渐变得破败脏乱起来,就连梧桐树荫也变得稀疏了。所有的色彩都降低了饱和度,只留下生存和挣扎的本来面貌。
她们正走向宁海市城南的一处城中村——何家村。外面的世界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不远处,簇新的楼群如利齿,不断向前推进,啃咬着城市的边缘。可何家村却像被时间忘却,长久没有变化。唯有墙上刷着的“拆”字昭示着它可能的结局。
空气中挥散着酸腐的味道,一闻就是贫穷的样子。王晓菁的家正是在这里。她曾在一个中产家庭里成长到十六岁,然而命运的变化如同海浪,一浪一浪将她和母亲排挤到了城市的边缘上。
母女俩在蛛网一样的道路里穿行,走到了城中村的最深处。她们把三轮车停在了一栋老旧楼房前,就把一箱箱水果往家里搬。
说是家,其实不过就是一间二十平米的地下室。家里塞得满满当当,到处堆着周红梅舍不得丢掉的旧杂物。当夕阳的余晖撤走最后一点光亮时,母女二人终于搬进了全部水果,这时家里几乎都下不去脚了。
王晓菁环视一周说:“妈,等过段时间不住这了。”
“不住这住哪?一个月才五百块。要不是你何叔,哪能有这么便宜的地方住?”周红梅收拾着东西说。
王晓菁却按住了母亲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周红梅的手上有车把磨出的老茧,有菠萝割出的伤口,还有嵌进指甲缝中的污泥。她低头看着母亲的手,认真地说:“等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换个大一点的地方去。”
“你省着点花。我住这都习惯了。”
“可我不忍心你住这种地方,都四年了……”
“只要你好就行了。妈一直觉得……觉得挺对不起你的。唉,要不是家里这些事,房子都卖了,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为个奖学金连想上的北大也上不成……你爸也一定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这关我爸什么事?”王晓菁一下焦躁了起来,放开了周红梅的手。
“我去做饭了。”周红梅走了两步,扭头说,“去看看你爸吧。”
一块布帘子将地下室隔成了简陋的两间房,外面摆着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就算客厅,里面有张15米的床就是卧室了。王晓菁去到卧室,站在了五斗橱前。
五斗橱上放着一个香炉,里面盛满了香灰。香炉后面放着一尊瓷观音像。观音的头顶上是一张中年男人的黑白素描。香炉前有一层薄薄的香灰。王晓菁拱起手把灰扫进手心,便久久地站立在那里,凝视着那幅素描。
在王晓菁的记忆中,她曾经很怕父亲王河山。王河山是一个严肃寡言的男人。作为一家生产企业的质检主任,王河山一直以质检产品的严苛标准对待她。王晓菁成绩拔尖,多才多艺,在画画方面很有天赋,但父亲总能在她身上挑出毛病来。她甚至觉得自己一直是在为赢得父亲的欢心而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