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的工作,使陈云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钢铁指标调整以后,就出去休息了,一直到1961年。
实际结果表明,1300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经过全民动员式的共同奋斗,连一些老百姓家里的铁锅都弄去回了炉,一些小学生也动员起来到处找废铁,而且还是在庐山会议继续&ldo;反右倾、鼓干劲&rdo;的政治形势下,拚设备、拚劳力,到年终只是勉强完成了1387万吨钢、897万吨钢材。当时为了保钢铁,花了很大代价,挤了其他部门,造成了比例失调。假如不是按照陈云的意见降到1300万吨,还搞1650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当然,这一时期的纠&ldo;左&rdo;,实际上只是在具体工作上的修修补补,始终未能涉及最根本的指导方针的问题。因此,纠&ldo;左&rdo;也是很不彻底的,效果有限。令人痛惜的是,这样一股纠&ldo;左&rdo;的势头,没有能够顺势发展。7月,庐山会议把公开对&ldo;大跃进&rdo;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在随后的大规模党内斗争中,又从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ldo;右倾机会主义分子&rdo;,大批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制&ldo;左&rdo;的错误的干部群众惨遭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加剧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压制了党内不同意见。&ldo;大跃进&rdo;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大饥荒的发生。
第三部分忍辱负重谋大局第14节重新投入工作
从1957年底大病了一场以后,陈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糟。1959年主持调整钢铁指标后,云实际上处于休养状态。经过近1年半的休养,到1960年底1961年初,身体稍有好转,他就重新投入工作中。
陈云是在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恢复工作的。&ldo;主要由于&lso;大跃进&rso;和&lso;反右倾&rso;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rdo;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描述了共和国历史上悲惨的一幕。沉重,但不讳过。对于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那是怎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陈云即使在休养中,也一直在各地考察调研,了解真实情况。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他感觉到有些人讲话不痛不痒,怕犯错误,陈云对此不以为然。陈云自己曾经因为反冒进等问题遭到严厉批评,甚至被一些人当成党内&ldo;右倾&rdo;路线的代表。1959年庐山会议重提反对右倾的危险,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陈云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但是,面对人民的苦难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陈云将个人荣辱利害置诸身后,直面严酷的现实,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为挽救危局呕心沥血,想尽了千方面计。
抱病到各地调查实际情况,灾难的严重程度使陈云寝食难安。
得知粮食实际状况比预想的稍好,陈云兴奋得喝了一杯葡萄酒。
&ldo;大跃进&rdo;和&ldo;反右倾&rdo;引发的灾难,很快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降临到亿万中国人民的身上。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首先出了大问题。
这场大灾难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和1961年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1960年5月,粮食问题开始尖锐化,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已经调度不灵。到6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市库存只够10天的销量,上海市粮食部门已经没有大米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工业基地辽宁有10个城市库存粮食只够销八九天。粮食调出大省江西,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四个主要城市也处于随调随销的危险境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拥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东北三省,都纷纷向中央告急:请给我们粮食!
收获季节的到来,并没有使粮食部门得到多少安慰,反而更增添了紧张气氛。1960年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入库只有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51亿斤,销售量却高达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再加上6月底以前库存剧减,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到11月底又进一步减少了300亿斤!
粮食调无可调,缺粮情况更加严重。华中重镇武汉缺粮,最紧张时候,粮食只够销3天。武汉钢铁厂在饥饿的阴影下,大厂小厂折腾&ldo;超声波&rdo;蒸食物,连蒸几次使体积胀大哄肠胃。就这样,粮食供应也不能保障了。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铁骨铮铮的汉子,此时也禁不住泪流满面:&ldo;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rdo;
陈云历来重视粮食,他把粮食问题当作重要的政治问题看待。粮食告急,他坐不住了,撑着病弱的身子,到各地调查。1960年10月,陈云到黄淮海地区调查农业和水利、化肥生产状况,亲自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全局性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陈云实在担心。如果不能准确估计,就会对真实情况产生错觉,影响决策的准确性。但那几年粮食&ldo;卫星&rdo;乱放,高估产,高征购,使经济统计数字如雾里看花,没个准头。
陈云想尽办法,要挤干数字中的水分。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的是7500亿斤,后改为5000亿斤,陈云经过计算和分析,认为大约只有4200亿斤,即使再多一点也有限。当然,陈云知道,到底多少,也没有人敢讲,怕被说成怀疑&ldo;大跃进&rdo;。但1960年的产量,不能虚估,必须估实,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依据。有人估计3700亿斤,陈云根本就不信。他算了算,估计顶多3100亿斤。600亿斤的差距,这可非同小可。陈云认为,要缓和粮食紧张的局面,1961年至少要比上年多收上四五百亿斤粮食才行。如果上年估为3700亿斤,新一年粮食产量就得4100亿斤,从农业受损程度来看,根本就没有可能。如果只有3100亿斤,增到3500亿斤还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