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让我画磨屁股,我就画一张太师椅,椅面光洁如镜,上面画一张人脸,就如倒影一样。椅子总是越磨越光,但是屁股却不是这样。我的屁股上有两片地方粗糙如砂纸,我老婆发现以后就到处去张扬:“我们家王二屁股像鲨鱼”。其实像我这种岁数的男人,谁的屁股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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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海鹰不让我去开会,但也不肯放我回家,叫我在她办公室里坐着。这样别人磨了多少屁股,我也磨了多少屁股,显得比较乖。除此之外,她还把门从外面锁上了。据她说,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防止老鲁冲进来,二是我被囚禁在这里时,男厕所里出现了什么画就和我没有关系。我觉得把我关起来是为我好,也就没有异议。那间房子里除了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凳子,还有一道帘子,帘子后面是一张床。x海鹰家住得很远,平时她就在厂里睡觉。那间房子外面钉了纱窗,相当的严密。有一次我内急,就解下她挂帘子的绳子,抛过房梁,攀着爬出天窗跑掉了。那绳子是尼龙绳,又细又硬。把我的手心都勒坏了。x海鹰知道我跑掉了,也没说什么,只是把挂帘子的绳子换成了细铅丝。再以后我没有往外跑过,只是坐在凳子上,用双手抱住脑袋。这样磨来磨去,我就得了痔疮。
我被锁在x海鹰屋里时,总爱往窗外看。看别人从窗外走过,看院子里大树光秃秃的枝条。其实窗外没有什么好看,而且我刚从窗外进来。但是被关起来这件事就意味着急于出去,正如被磨屁股就意味着急于站起来走走。这些被迫的事总是在我脑子里输入一个相反的信号。脑子里这样的信号多了,人也就变得痴痴呆呆的了。第三章(上)
冬天将尽时,我告诉x海鹰这样一件事:六六年的盛夏时节,当时文化革命刚闹起来。我在校园里遛弯时,看到我爸爸被一伙大学生押着游街。他大概算个反动学术权威罢。他身上穿了一件旧中山服,头上戴了一顶纸糊的高帽子——那帽子一眼就能看出是以小号字纸篓为胎糊的;手里拿着根棍子,敲着一个铁簸箕;当时游街的是一队人,他既不是走在第一个,也不是走在最后一个;时间大概是下午三点钟;天气是薄云遮日。总而言之,我见到他以后,就朝他笑了笑。回家以后他就把我狠揍了一顿,练拳击的打沙袋也没那么狠。虽然我一再解释说,我笑不是什么坏意思,但是不管什么用。当时我气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恨他一辈子。但是事后冷静想了一下,又把誓言撤销了。
从我记事以来,我爸爸就是个秃脑壳,脑袋很大。在文化革命里他不算倒霉,总共就被斗了一回,游了一回街,也不知怎么这么寸,就被我看见了。此后他对我就一点也不理解了。比方说,在我十五岁时,他说:这孩子这么点岁数,怎么就长络腮胡子?我在家里笑一声,他也要大发感慨:这叫什么动静?像日本鬼子打枪一样!不过我的外表是有点怪:没有到塞外吹过风,脸就像张砂纸;没干过什么重活,手就硬得像铁板一样。不过这些事就扯得太远了。我爸爸把我狠揍了一顿以后,我开头决定要恨他,后来一想:他是我爸爸,我吃他喝他,怎么能恨他?如果要恨那些大学生,人家又没有揍我,怎能恨人家。从那天以后,我没恨过任何人。后来在豆腐厂里,虽然想过要恨画了裸体画给我带来无数麻烦的家伙,但我不知道他是谁。等到知道他是窝头后,就一点也恨不起来了。
我告诉x海鹰说,我很爱我爸爸。理由除了他从小到大一直供养我之外,还有他从小到大每逃诩打我。这对我好处很大,因为我们打架时总以把对方打哭了为胜。而我从来就不会被人打哭,好像练过铁布衫金钟罩一样。据我所知,练横练功夫必须用砖头木棍往自己身上排打。我爸爸来打我,就省了我的排打功夫了。因为我是这样的爱他,所以老盼着他掉到土坑里去,然后由我把他救出来。这时候我还要数落他一顿。受帮教的时候,我也总盼着x海鹰有一天会掉进土坑,然后我好把她救出来。但是这两位走路都很小心,从来不往沟里走,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帮教时,我告诉x海鹰我爸爸的事,她听了以后皱皱眉,没有说话,大概觉得这些事情不重要。其实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对于不能恨的人,我只能用爱来化解仇恨。我爱上她了。
有关我爱上x海鹰的事,必须补充如下:这种爱和爱毡巴的爱大不相同。毡巴这家伙,见了我总是气急败坏,但又对我无可奈何,这个样子无比的可爱,对我来说他简直是个快乐的源泉。而x海鹰对我来说就是个痛苦的源泉,我总是盼她掉进土坑。尽管如此,x海鹰还是让我魂梦系之。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到五月,我在豆腐厂那间小办公室里和x海鹰扯东扯西,心里恨她恨得要死。这种恨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又叫做爱恨交集,与日俱深。后来我既不恨她,也不爱她,大家各过各的,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我告诉x海鹰,从六七年春天开始,我长大的校园里有好多大喇叭在哇哇的叫唤,所有的人都在互相攻击。争执不休,动口不动手,挺没劲的。但是过了不久,他们就掐起来了。对于非北京出生的读者必须稍加解释:蛐蛐斗架谓之掐。始而摩翅做声,进而摩须挑衅,最后就咬作一团,他们掐了起来,从挥舞拳头开始一个文明史。起初那些大学生像原始人一样撕打,这时我的结论是世界的本质是拳头,我必须改进自己的格斗技术;后来他们就满地拣石头。到了秋季,我估计兵器水平达到了古罗马的程度:有铠甲,有刀枪,有投石器,有工事和塔楼。就在这时我作为一个工程师参加了进去,这是因为我看到有一派的兵工水平太差了。他们的铠甲就是身前身后各挂一块三合板,上面贴了一张毛主席像,上阵时就像一批王八人立了起来。至于手上的长枪更加不像话,乃是一根铁管子,头上用手锯斜锯了一道,弄得像个鹅毛笔的样子,他们管它叫“拿起笔做刀枪”,他们就这样一批批地开上前线,而对方手使锋利的长枪,瞄准他们胸前的毛主席的人中或者印堂轻轻一扎,就把他们扎死了。这真叫人看不过去,我就跑了去,教他们锻造盔甲,用校工厂里的车刀磨制矛尖。那种车刀是硬质合金做的,磨出的长矛锋利无比,不管对方穿什么甲,只要轻轻一扎,就是透心凉。不用我说,你就知道他们是些学文科的学生,否则用不着请一个中学生当工程师。但是我帮他们忙也就是两个月,因为他们的斗争入冬就进行到了火器时代,白天跑到武装部抢枪,晚上互相she击。在这个阶段他们还想请我参加,但是我知道参加了也只是个小角色,就回家去了。在我看来造枪并不难,难在造弹药上,我需要找几本化学书来看看,提高修养。再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到了冬天快结束上面就不让他们打了,因为上面也觉得他们进化得太快,再不制止就要互掷原子弹,把北京城炸成平地。在此之前我的确想过要看点核物理方面的书,以便跟上形势。后来我又决定不看这方面的书,因为我不大喜欢物理学,觉得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真正有趣的是数学。我对科学感兴趣的事就是这样的。
我告诉x海鹰这些事时,冬天将尽,外面吹的风已经带有暖意。假如以春暖花开为一年之计的话,眼看又过了一年。眼前的帮教还遥遥无止期。我觉得这一辈子就要在这间办公室里度过了。在这种时候谈起小时候的事,带有一点悲凉的意味。
除了科学,我对看人家打架也有兴趣。六七年夏天在我住的地方发生过好多场动矛枪的武斗。当时我想看,又怕谁会顺手扎我一枪,所以就爬到了树上。其实没有谁要扎我,别人经过时,只是问一声:小孩,那边的人在哪里?我就手打凉棚到处看看,然后说:图书馆那边好像藏了一疙瘩。人家真打起来时,十之八九隔得挺远,看不真切。只有一次例外,就在我呆的树下打了起来,还有人被捅死了。
当时打仗的人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头上戴了藤帽,还像摩托车驾驶员一样戴着风镜——这是因为投掷石灰包是一种常用战术。每人脖子上都有一条白毛巾,我不知道白毛巾有什么用处,也许是某种派头。那天没见到身挂三合板手拿“拿起笔做刀枪”的那伙人,所以大家都穿标准铠甲:刺杀护具包铁皮,手持锋利长枪。乒乒乓乓响了一阵后,就听一声怪叫,有人被扎穿了。一丈长的矛枪有四五尺扎进了身子,起码有四尺多从身后冒了出来。这说明捅枪的人使了不少劲,也说明甲太不结实。没被扎穿的人怪叫一声,逃到一箭之地以外去了。只剩下那个倒霉蛋扔下枪在地上旋转,还有我被困在树上。他就那么一圈圈地转着,嘴里“呃呃”的叫唤。大夏天的,我觉得冷起来了,心里爱莫能助地想着:瞧着罢,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
后来我又咬着手指想道:《太平广记》上说,安禄山能做胡旋之舞,大概就是这样的罢。书上说,安禄山能手擎铜壶做舞,而眼前这个人手里虽然没有壶,身上插了一条长枪,仿佛有四只手,在壮观方面还是差不多。还想了些别的,但是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因为那个人仰起头来,朝着我扬起一只手。那张脸拉得那么长,眼珠子几乎瞪出了眼眶,我看见了他的全部眼白,外加拴着眼珠的那些韧带。嘴也张得极大,黄灿灿的牙,看来有一阵子没顾上刷牙了,牙fèng里全是血。我觉得他的脸呈之字形,扭了三道弯——然后他又转了半圈,就倒下了。后来我和x海鹰说起这件事,下结论道:当时那个人除了很疼之外,肯定还觉得如梦方醒。她听了以后呆头呆脑地问:什么梦?什么醒?但是我很狡猾地躲开了这个问题,说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听说每个人临死时都是如梦方醒。
我和x海鹰在小屋里对坐,没得可说,就说起这类事情来了。什么梦啦,醒啦,倒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我有感而发。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脑子里都有好多古怪的东西,而当他被一条大枪扎穿时,这些古怪的东西一定全没了。我听说农村有些迷信的妇女自觉得狐仙附了体,就满嘴“玉皇大帝”的胡说,这时取一根大针,从她上嘴唇扎进去,马上就能醒过来。一根针扎一下就能有如此妙用,何况一杆大枪从前心穿到后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脑子也有点不清不楚,但是不到万不得已,还不想领略这种滋味。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长大以后,读弗洛伊德的书,看到这么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歇斯底里。看到这里我停下来,对着歇斯底里这个词发了好半天的愣。本来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子宫”,但是那种东西我从来没见过,所以无从想像。我倒想起十二岁时自己做了一台电源,可以发出各种电压的直流电,交流电;然后我就捉了一大批蜻蜓,用各种电压把它们电死。随着电压与交直流的不同,那些蜻蜓垂死抽搐的方式也不同,有的越电越直,有的越电越弯,有的努力扑翅,有的一动不动,总而言之,千奇百怪。因此就想到,革命时期中大彩的人可能都是电流下的蜻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