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和苏联、越南在柬埔寨各支持一方:前者是抵抗力量的支持者,后者是金边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后盾。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缓和趋势。中国把停止支持越南侵柬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之一,这迫使苏联减少对越的支持和援助。到了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东欧发生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急剧变化。紧接着苏联国内政治出现动荡,不久,作为庞大的超级大国的苏联顷刻分崩离析,这一切使越南失去了强大的政治经济靠山。越南需尽快摆脱柬埔寨的战争包袱,跳出战争泥潭;同时也急需同中国在经济上加强合作。而中国把越南从柬撤军、促进柬问题解决作为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促使越南把金边政权推向了妥协的道路。
协议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的解决。协议毕竟还是书面上的东西,要把书面的东西变成现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恐怕要比达成协议的过程更棘手、更曲折、更艰难。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西哈努克在所有会谈和磋商以及达成协议的全过程中,发挥了相对独特的作用。可以想象,假如没有西哈努克这样一个处于特殊位置、享有独特身份的人以及他的灵活多变的斡旋能力的话,各派之间的接近与妥协可能要走更加远得多的路程。
西哈努克的反复无常和冲动性的多变,往往使人们难以捉摸。但孰不知,这作为一种战术,一种技巧,一种外交艺术,为他赢得了多少分数。这里不排除他的易于冲动的情绪上的发泄。但更多的是他要通过这种变换手段去寻找、捕捉或创造各种有利的机遇,使他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把握形势和事态发展的方向和势头。回顾一下他13年来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奋斗过程,其活动轨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他从对抗的一方营垒走到了两个对抗营垒之间,最后又走到了所有各方营垒之上,成了各方不可缺少的、乃至最后成为争相靠拢的政治中心。
西哈努克就是这样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人。无论是君主、元首、首相或流亡者,他始终是一个爱国者、民族主义者。无论他在柬埔寨和平进程中如何变来变去,出人意料,但他寻求的目标始终是一个,那就是把柬埔寨变成柬埔寨人自己的和平、自由、民主、中立的不结盟国家。为了这个目标,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他丝毫没有在乎外界对他政治风格的各种褒贬。这里又印证了他的一句话:&ldo;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rdo;
君权主义意识在柬埔寨国民中根深蒂固,再加上西哈努克个人的品德,使他在柬埔寨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具有很大的凝聚力。这是他在几十年政治漩涡中浮而不沉的主要政治资本。柬埔寨任何派别、任何政治家都无法与他争雄。正由于这一点,使他对柬埔寨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尽管有时也出现过短暂的情绪低沉和垂头丧气。也正由于这一点,使他有把握地说,柬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职位迟早&ldo;非我莫属&rdo;,尽管他最初根本不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西哈努克终于坐到了柬问题和平进程巨轮的舵位上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iddot;也是无可争辩的,更是当之无愧的。柬埔寨几百万人民将和平最终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年近7旬的西哈努克亲王将竭尽余生为之不懈奋斗。
西哈努克家族--36 金边事件
36 金边事件
北京,再见!
&ldo;金边,你好!&rdo;亲王跪在地上。
洪森称亲王同他&ldo;如同父子&rdo;。西哈努克也认
洪森为&ldo;义子&rdo;。
拉那烈同人民党携手
乔森潘和宋成金边遭袭
&ldo;父亲&rdo;说,他对&ldo;儿子&rdo;的信任只有50%。
在巴黎结束了缔结和平协议这一历史性活动之后,西哈努克回到了他北京的住宅,并收拾行装准备返回柬埔寨,到金边去领导他的最高委员会,实施巴黎和平协议。
这又是一个使他十分激动的时刻。这是他结束第二次流亡,第二次返回自己的国家。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元首有过像他这样的多难生涯。第一次流亡北京不过5年,这在人的一生中还不算长。然而这一次,却是漫长的13年。两次加在一起,将近20年,也就是说,在他从政的50年中,将近一半的时光是在流亡中渡过的。
1991年11月14日,西哈努克携夫人莫尼克和儿子拉那烈,登上中国民航的一架专机,结束了长达13年的流亡生活。出于礼节,金边政权的总理洪森亲自前来北京,迎接并陪同亲王夫妇回国。
几个小时后,飞机停在了金边的波成东机场。亲王走下飞机后,向前来迎候的金边官员、联合国维和小组和外交使团的官员们招手致意。亲王显得格外激动,毕竟13年没有踏上金边的土地了。他跪在地上进行了佛教的祷告之后说:&ldo;我非常高兴。&rdo;为了表达对亲王的重视和尊敬,金边政权党政军要人都到机场迎接,连正在患疟疾、浑身发抖的韩桑林也出动了。
亲王在洪森的陪同下,登上了一辆敞蓬汽车,他们并排坐在后排座上,驱车前往王宫。
金边政府精心组织安排了这次欢迎活动,动员了数十万人站在从机场通往王宫的10公里长的道路两旁。欢迎群众手持花束和小旗向亲王不停地欢呼。这使他想起十几年前人民对他的那种欢迎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