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健康在她40岁以后便日益衰弱,据她说,这是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的经历给她身体留下的后遗症。&ldo;这叫做战争的代价,我的孩子。&rdo;她笑着说道,亲了亲我的额头,&ldo;没有哪场战争是不需要代价就能阻止的。&rdo;
1915年后,母亲曾经考虑再一次参加大选,重新进入下议院,但最终因为恶化的健康状况,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在那之后,她大部分的时光都在选择在布伦海姆宫度过。午后,她经常会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偶尔在凉亭里坐下,用一条毯子裹着自己的腿,眺望着远处潺潺的河流。
我始终觉得,她并不是独自一人。
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发觉,母亲偶尔会在四下无人时对着空气窃窃私语,会温柔地注视着某个空无一物的角落,露出甜蜜的微笑,就好像她在与某个看不见的影子对话。我曾经将这件事告诉了温斯顿叔叔,因为我担忧母亲也许在父亲去世以后,因为过度哀伤而神志不清。但那时温斯顿叔叔只是大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ldo;那也许就是某个鬼魂,&rdo;他说道,&ldo;鬼魂是真实存在的,我就亲耳听见过他们说话。&rdo;
我当时,只以为温斯顿叔叔在哄骗年幼时的我。
1927年,母亲的健康每日愈下,阿尔伯特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每逢工作有闲暇,或者学校有假期,乔治与我也会回到布伦海姆宫探望她。母亲看上去似乎并不为即将到来的死亡而感到难过,有一天,她从午睡中悠悠醒转,看见守在床铺旁的我,便露出了笑容。
&ldo;我以为这一次醒不来了呢,&rdo;她小声对我说,&ldo;我向来对这种事情的预感特别准。&rdo;
&ldo;别胡说,母亲,&rdo;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多年过去,依旧能从她肌肤上摸到第二次布尔战争留下的伤痕与茧子,就像母亲说过的,战争的印记是永远不会消退的,&ldo;你还能活上很久,很久很久。&rdo;
&ldo;别为我的死亡伤神,女儿,&rdo;她亲了亲我的额头,说道,&ldo;就像你的父亲一样,我也不会真正离开。我会一直留在这儿,陪伴在我的孩子们身边。&rdo;
1927年底,阿尔伯特在布伦海姆宫的花园中发现了安详逝去的母亲,一条温暖的羊毛毯子搭在膝头,她微微偏过头去,就如同睡着了一般,手里则攥着一张照片,那是1896年夏天,母亲与父亲前去参加梅姨婚礼时,在弗洛尔城堡前留下的照片。他们注视着彼此,十指相握,笑容灿烂,年轻的容颜神采飞扬,看上去幸福无比。
当哥哥将照片交给我的时候,我发觉母亲的身边被照出了一道淡淡的轮廓,就像有个少女站在她身后似的。
也许只是光线问题,我那时想,没有放在心上,翻过照片,我发现了母亲写下的一行字。
&ldo;我希望时间能停留在那一天。&rdo;
葬礼过后,阿尔伯特与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在布伦海姆宫里整理母亲留下的遗物。在书房中,我们找到了母亲留下的一份手稿,那似乎是用一种非常奇怪的语言所写成,以两个,三个,或者四个的字母组合为一个词,字母上还有奇怪的符号。阿尔伯特找来了所有的语言学家,最终,有一个精通中文的翻译学者指出这很有可能是一种表音标注,每一组字母组合代表着一个中文文字,但他并不确定,因为没有人这么标记过中文的发音。
那时,哥哥没有采信他的说法,我虽然半信半疑,但我是最小的妹妹,在这件事上没有决定权。不过,当时我也同意哥哥的看法,不认为母亲有可能懂得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家的语言。后来,这份手稿便被阿尔伯特收了起来,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不曾提起。
直到1972年。
在那一年,阿尔伯特与乔治先后过世,我成为了母亲唯一还活着的孩子,也成了她留下遗物的保管人。到那时,我才再一次看见了那份神秘的手稿。于是,这一次,我决定试试看最不可能的可能性。
我找来了一个驻英中国大使馆的翻译,是个女孩。她一看见那份手稿,便极其肯定地告诉我,我的母亲的确是用一种叫做&ldo;拼音&rdo;的方式写下了里面的内容。她唯一不明白的是,在几十年前才发明出的拼音,一个生于1877年的美国人怎么会懂得呢?
我意识到,这份手稿中可能藏着母亲最大的秘密,以至于她要用这种隐秘的方式写下。
我将手稿分成了一百多份,以各种不同的理由和身份找来了上百个翻译,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才将里面的内容全部翻译出来,并整理完毕。到那时,我才真正明白,我的名字究竟是命名于谁,我的父亲为何又会称呼母亲为伊莎贝拉。
到那时,我才真正知道,母亲一直告诉我的话,关于那些她和父亲不会真正离开的事,都是真的,
她从未与父亲分离过,而死亡只让他们得以真正的重逢。也许在几十年后,我的父亲会替代那个未能留在世间的珍珠灰影子,与我母亲共同在帝国大厦的楼顶放声歌唱。
根据母亲在最后留下的遗愿,这份手稿不得在2018年9月以前发表。按照她的说法,是因为她不想生活在未来的伊莎贝拉&iddot;杨会早早看见自己的一生。但她却也希望,那些曾经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故事,那个不曾被世人记住的珍珠灰色的影子,还有她真实而又不可思议的经历,能够被这个世界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