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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那位御医的预言真的应验了。诺罗敦&iddot;苏拉马里特于1960年4月3日驾崩。他的死主要是由于他的疾病和纵欲所致，但也同1959年发生的一连串阴谋的刺激有关，特别是在王宫御座厅发生的那起炸弹爆炸事件。西哈努克深信，这次惊吓加速了他父亲的死。他的死离爆炸发生只有7个月。

国王驾崩给柬埔寨的政治生活带来不小的冲击，造成继承危机和宪政危机。

按照传统，前国王驾崩之后，3天内必须宣布新国王继位。但是西哈努克发现没有合适的人选。他自己早已发誓不作国王，而他的长子拉那烈亲王尚很年幼。如果拉那烈被指定为国王，一部分权力肯定会落入摄政者手中。西哈努克的舅舅莫尼勒亲王曾建议修政宪法，允许立女王。这样，可以由他的姐姐、西哈努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继任国王。这时哥沙曼王后43岁，精力充沛、机敏过人，完全可以胜任。但是，西哈努克反对这一主张。他拒绝他的母亲继位，尽管在以往的政治生涯中，她一直是西哈努克的支持者。也许，他担心她上台后会阻止他的政治抱负的施展，或者忧虑她的政治影响。他究竟如何想法，恐怕谁也无法知道。他自己解释说：&ldo;只有上天了解我为什么不想让我母亲登上王位的原因。&rdo;

西哈努克绝不希望有一个比他父亲更有主见、更难以驾驭的人继任国王。本来莫尼勒继任国王是较少有争议的。在皇族家谱中，莫尼勒为先王莫尼旺国王的长子。他本来在1941年就应该继承王位，而不是西哈努克。但是，当时法国人选择了后者，为此，他有过怨气。从辈份来说，莫尼勒要比西哈努克高。另外，西哈努克只是他母系家族这边的一个国王的外孙子，是他父亲家族这边的一个国王的重孙子。论才干，莫尼勒在法国圣西尔军校受过严格的训练，在法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军事才能远盖过朗诺之流、在公众看来，他继承王位是无可挑剔的。

可是，西哈努克却自有主张，也许是从1941西哈努克取得了王位后，他们二人之间就存在了难以名状的、若隐若现的不信任感。尽管莫尼勒否认有当国王的野心，而且西哈努克也承认他的忠诚，但西哈努克从来不把重要的职位交给他。例如，西哈努克宁可把军权交给朗诺、施里马达&iddot;也不重用他的舅父。他知道，一旦那样，莫尼勒的军事才能，特别是他比西哈努克年长13岁，就足以能够同西哈努克抗衡。况且，莫尼勒在私下也确实流露过对西哈努克的轻视，认为他的行为总有点孩子气；包括对胜利的陶醉。

鉴于上述这些考虑，西哈努克说眼莫尼勒亲王主持一个摄政委员会以行使国王的权力，直到做出永久安排为止。经过反复协商之后，西哈努克利用自己的影响，最后决定修改宪法，设立国家元首一职。对宪法作这种修改，反映了西哈努克在政治制度改革上的矛盾。一方面，他不愿意原封不动地维持古老的君主制，因为他不愿意再看到由于王族内部的争权夺利而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甚至爆发内战。王族中有180个王子，在这些人中难免要出现王位继承的斗争，君主制存在一天，这种斗争就会存在一天。但是，他也不愿意一下子完全抛弃君主制，因为君主仍能成为国家团结的最高象征。特别是山玉成分子正在攻击君主制，完全废除君主制只能循序渐进，以便使人民有时间逐步适应。国家元首是一个理想的过渡的形式。他不是国王，&lso;但仍有君主的权力和特权，他的母后可作为一个纯粹象征性的君主。经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联合选举，西哈努克当选国家元首。为了证实人民对国家元首的确认，准备举行一次全民公决。

按要求，选民要在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共印了四种选票：第一种有西哈努克的头像；第二种有山玉成的头像；第三种是一张红票，代表亲共派；第四种票上印了一个问号，代表不清楚。

投票结果，西哈努克获得了200多万张，山玉成和亲共派各得133张。

这次公民表决，实际上批准了西哈努克废除国王设立国家元首的制度。哥沙曼王后成了一个纯粹的君主的象征，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不起任何影响。这以后，陪伴她的只是空荡的王宫、仆人、占星相家和王家芭蕾舞团，其中包括沙洛特绍的姐姐。

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大改革，实际上堵塞了其他王室成员想当国王的任何途径。这引起了莫尼勒亲王的不满，但他最终也无可奈何。

在以后的几年，柬埔寨的政治发展比较顺利，直到1963年底再末发生政治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柬埔寨没有问题。西哈努克缺乏长远的经济计划，没有能够人为地促进农业生产、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官员的腐败。当左派报纸对此进行抨击时，报纸却被查封，编辑也被逮捕。

然而，西哈努克却陶醉于这种和平盛世之中。他不断在全国巡视，向人民分发救济物资，允许左派和右派有活动的自由，政治空气也比较宽松。一些左派，如乔森潘、符宁、胡荣也被接纳人人民社会同盟。他连篇累续地发表演讲，声称&ldo;柬埔寨已实现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能实现的民主化&rdo;。他开始全面阐述&ldo;佛教社会主义&rdo;。他按照佛陀的教导和佛教教义，设计了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人人都&ldo;善良、节欲、真诚、温和、大公无私、利他主义、平等待人、善恶分明&rdo;。他说，&ldo;把佛教的教义用于我们的国家政策方面，就能为我们培养出为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而战的可靠的、得力的战士。对内，他们能为反对社会上落后的不公正的状态，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在和睦和友爱气氛中过着幸福和愉快的生活而斗争。对外，他们能够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真诚合作，共同繁荣，共同幸福，为捍卫我们的自由和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的独立而斗争。&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