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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1页）

莫兰举法国天才学者，兼数学家、物理学家及哲学家于一身的帕斯卡为例谈及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笔者以为，宗教与理性之间批判互动的复杂联系应该能对深受启蒙主义影响的大陆读者尤有教益。启蒙主义以理性检验宗教，推倒了宗教愚昧的殿堂，但欧洲思想家们却没有忘记用怀疑和批判的武器反思理性。帕斯卡以著名的&ldo;帕斯卡之赌&rdo;（信上帝不会使你失去任何东西，所以你只会获得）要求为信仰留下一方天地，稍后的克尔凯郭尔提出的&ldo;因为荒谬所以我信仰&rdo;的名言为理性界定了边界。问题化的追问使得近代欧洲不再有神圣化与妖魔化的立足之地，任何理论、观念，包括理性本身都必须通过批判、辩难的理性法庭的检验。换言之，欧洲文化的否定性特点从根本意义上抽掉了欧洲任何思想观念或社会组织得以宗教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文化是一种彻底的世俗化了的文化。

随着欧洲近代的扩张，欧洲产生了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如果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么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就是世界的良心。莫兰属于拥有普世关怀的知识分子。他论欧洲不仅能够游走于欧洲各民族文化之间，也能够出于欧洲文化之外。此书既是一部深入浅出的着眼于欧洲内部文化碰撞交汇的反思之作，也是一部透过欧洲文化向世界扩张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而叩问自身的文化自省的心灵史。以其对欧洲人本主义的反思为例，莫兰指出：&ldo;一方面，人本主义是适用于所有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另一方面，它事实上又是极端的欧洲自我中心主义。要避免这一矛盾，人本主义只有把欧洲人看成是成熟全面的人种，有别于其他&lso;后进&rso;或&lso;原始&rso;文明的不全面的人种。这样人本主义才能对殖民统治和对其他千年文明的摧毁自圆其说，将其解释为引进高级文明所必需的对谬误、偏见和迷信的扫除。&rdo;&ldo;人本主义在上世纪（19世纪）末叶达到顶峰。帝国主义的欧洲统治全球，但文化欧洲则相信这是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rdo;&ldo;一些欧洲人发觉他们的人本主义掩盖了和包庇了一场可怕的非人惨剧。他们还发觉自己所认为是唯一的文化其实只是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一支文化，而自己的这个文化曾居然认为有权蔑视其他文化并予以毁灭之。&rdo;

在反思欧洲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历史罪恶的同时，莫兰也强调发源于欧洲的以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普世性。他在很多场合反复指出，从西欧这块土地上所产生的价值，也成为非西方国家解放的武器，使他们得以挣脱西方的统治。如民族自决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思想、女权思想以及国际主义的思想等都产生于欧洲。欧洲一方面曾是对世界进行恶虐宰制的中心，另一方面，这些被宰制的民众，也只有在拿起产生于欧洲的权利思想时才可能从欧洲的宰制中解脱出来。

&ldo;9&iddot;11&rdo;惨案发生后，莫兰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也对西方以外的受害者寄予莫大的同情。在同笔者的一次谈话中，莫兰表示：&ldo;对于自己痛苦十分敏感的西方，对于别人的痛苦却是麻木不仁甚至毫无怜悯之心。对世贸中心的三千名死难者的极大的同情心与对死于轰炸的阿富汗平民和对巴勒斯坦的无辜受害者的无动于衷形成鲜明对照，这正如历史上西方对包括广岛在内的非洲与亚洲的死难者毫不动情一样。&rdo;莫兰是希腊裔的犹太人，其批判的目光也不绕过自己的民族。2002年6月他曾在法国《世界报》著文，强烈批评以色列忘记了过去所受过的迫害和屈辱，而今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巴勒斯坦民族。

作为法国当代颇具盛名的思想家，莫兰善于捕捉时代变动背后的文化信息。这一点从他对当今欧洲联合工程的论述中看得十分明显。他认为，欧洲对人本主义的质疑不仅动摇了欧洲中心论强势话语，也助长了虚无主义的兴起。欧洲文化从19世纪末期开始进入了新一轮从虚无到毁灭的循环。而当今的欧洲建设则正是建筑在对虚无与毁灭的认识之上的所谓欧洲新意识。欧洲新意识是对欧洲自身文化、能源、经济、人口、道德、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脆弱性的认识，是对纳粹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反省。欧洲新意识既包括对自己脆弱性的认识，也包括对本身深厚文化积蓄的认识，既是对欧洲各种力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力量的认识，也是对各种力量必须共存的认识。同当今不少思想家一样，莫兰对欧洲联合社会工程的前景并不持特别乐观的态度，但他却深刻地指出了欧洲建设上的一个令人回味的悖论：欧洲建设是要走上联合之路，但这条路的最重要的共同基础却是因为欧洲有一个冲突、分裂和战争的过去！换言之，欧洲联合之所以能够启动并从经济联合迈向政治联合的动力仅仅是为了避免血与火的历史的重演和共同毁灭的悲剧！这是莫兰在此书中所谈的欧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思路。这是欧洲痛定思痛的文化自觉，也意味着前路充满风险！

正如中国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欧洲的一面镜子一样，欧洲也应该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在欧洲人的想象世界里，中国变动不居，迷雾重重，忽而神秘，忽而新颖，既可能是希望之源泉，也可能是噩梦之渊薮。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从中国的悠久纪年史和儒家文官制度里看到了欧洲时间与制度的边界，古典经济学家亚当&iddot;斯密却在英国生产效益的提高中看到了中国的停滞。此后，欧洲关于中国的&ldo;睡狮论&rdo;、&ldo;黄祸论&rdo;、&ldo;威胁论&rdo;，循环往复，潮起潮落。欧洲今天关于中国的知识，自然不能与18、19世纪同日而语，但是，对于欧洲来说，中国是唯一未受西方文化影响而独立发展而成就不凡的另一条文明之路，仅从这一角度，中国将永远是欧洲文化的有价值的参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