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复兴社的负责人刘炳藜与他的助手牛沛江,因争权夺利闹得一塌糊涂。刘炳藜
为了想挤走牛沛江,对许多人常常散布谣言中伤牛,说牛品行如何不良,为了想篡
夺上海领导权正准备找人暗杀他,而牛也以同样手段对刘进行报复。他们之间这种
狗咬狗的明争暗斗,也成为上海区的情报对象,经常把这些向总处反映。有几次还
奉到蒋介石的批示,要上海区进行严密调查。可是上海区与刘炳藜等人间,却从不
提到这些情况。特别是复兴社推荐给戴笠的上海方面一个次要负责人徐进(别号岸
登)到上海区当书记时,区长吴乃宪便再三叮嘱他,有关上海区对复兴社方面的调
查情况,千万不能泄漏,以免引起人事上不必要的麻烦。
当时上海区一些基本特务大多是要参加复兴社组织,一般组员则不一定要参加。
参加后所编的小组也仍旧是把军统编在一起,不与外间混合。我当时是与几个组长,
加上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军统黄加持、杨华波等,编成一组。而各人的具体工作从
不在组会上报告,对复兴社所指示的要随时反映情况一节则根本没有做过一次,以
后甚至连小组会都不开了。这些人名义上是复兴社和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成员,却对
这个组织从不尽义务,主要是这些人干的罪恶勾当,已超过复兴社一般成员不知多
少倍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工作的特务们,待遇比当时一般反动派军官略高一点,并
有奖金和特别费。一些组员工作无突出表现的,则只能拿到固定的生活费。除直属
通讯员有一百元以上的生活费外,各组的组员大都是从三四十元到一百元,组长另
有一百元特别费和房租费。因此一般组员常常感到人不敷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得
奖金。我曾多次向戴笠谈过组员生活费太少,他总是回答我说:&ot;我们是干&39;革命&39;
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刻苦一点。&ot;他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话说了多少次以后,也
有时会露出一点马脚,说出他真正的意图。有次因张人估向杨虎借钱给他发觉,也
找我去骂过,说我事前知道不向他报告。我又提出实在是钱太少不够用,他这时才
向我说出这样一段话(原句我已记不清,只记得大意是这样):如果生活费给多了,
有些人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便
非好好努力设法得奖金来弥补不足,工作越好,奖金越多,最容易表现出成绩;不
好便不给,可免去固定的庞大开支。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提高工作效果的办法。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