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有注意到庄子里来了个中年文士,他全程倾听着老人家的热烈讨论,对于老人们的晚年人生焕发出新的希望非常感慨。
转身走出闾里,步行在田间细长的阡陌之间,他就是客居在侯府中多日袁种。
这两个月,他一直在侯府附近的十里八乡走动,凭着做过县令和郡官的丰富基层经历,把京师长安城东的几个县走个遍,曾经亲自到几个县令的府衙里拜访,查阅田籍名数了解各乡各里的情况,又亲自到每个乡里拜访,凭着他是袁盎之侄和东海郡去职郡官的的身份,走到任何一处都会得到礼遇。
袁盎的名声非常大,作为耿直廉洁一心为公的贤臣榜样,袁盎的意外身死得到天下百姓的同情,每个人都知道袁盎死于梁王刘武,要不是天子胞弟的身份不方便谩骂,只怕刘武在民间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了。
走访的地方越多感触就越深,汉家的黔首百姓日子过的是那样清贫,一年到头存不下十几石粮食,还必须苦熬着徭役和戍边的军役,要不是汉制上承先秦涉及国本,他一定会支持废黜这些森规铁律。
什么才叫治国之术?
袁种曾经为之困惑和苦恼。
治国是抽象概念,无法用简单的指标数据来衡量,民心所向的道理很简单,可是该怎样满足百姓的欲望,成为官僚们最大的难题。
古典军国体系下的耕战制度,齐民编户耕作与战斗相辅相成。这套制度是建立在扩张领土为国策的基础之上,百姓的富裕与否要看大汉帝国的扩张速度。
可自从兵败白登山,大汉帝国的扩张速度就陡然下降一截,富有进取心的太祖高皇帝刘邦病逝,上台的守成之君刘盈缺乏治国才能,奉行萧规曹随的政治策略。以修养生息恢复国力民生为主要方向,由此,大汉帝国的国策由外向扩张,逐渐蜕变成内向治国,他们用治国的方略非常简单。
黄老无为。
无为治国很复杂也很简单,简单来说,除了税收徭役以外能省则省。奉行官僚不惹事、百姓不生事的思想,家家户户各司其职,百姓们安居乐业。
如此简单的制度,的确对汉初恢复国力起到巨大作用,六十年太平盛世造就人口翻番百业兴隆的奇迹。打破了秦亡六国而毁天下的魔咒,有力的证明了大统一的帝国,照样可以治理好这个国家。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黄老无为不在能满足社会需求。人口的增长造成土地和人的矛盾日渐增加,这时就需要一批有思想有胆识的人提出新的治国方略。
袁种曾经很失望的发现。满朝文武对改变国策施行新政了无兴趣,唯一称得上有进取心的儒家偏偏又是群不省心的人,早前鼓动太子大权独揽引起许多人不满,现在更是堂而皇之的提出要行独尊儒术策。简直是不把其他人当知识分子来看,红果果的学术霸权思想,导致很多人对儒家十分反感。
两场廷辩,两次儒家的大败,虽然王臧和孔安国不能代表儒家集团的全部声音,但他们的糟糕表现依然让许多观望者感到失望。
袁种曾对儒家表示强烈的好感,现在也熄了心思不再考虑钻研所谓的儒家治国术。
袁种为官主政时,并没察觉到黄老无为的好处,直到最近赋闲在平阳侯府里,有事没事就瞎溜达走访关中各县,经常询问老乡们的生活情况才渐渐明白。
庞大的帝国严酷的制度下每个百姓的生活非常艰辛!
许多贫困家庭只有几十亩薄田,即使自耕自种不用缴纳地租也挨不住赋税的压力,几乎是挣扎在温饱与饥饿之间。
在如此残酷的社会中,自上而下阶层压迫力全部落在百姓的头上,那些贫困的家庭交不起赋税就必须借贷纳税,高利贷利滚利如滚雪球般暴涨,不出几个月翻几番的可怕利息会活活把人逼死,到那时自耕农只有贱卖土地还债,还是还不起就卖身为奴还债,依然还不起就只有家破人亡了。
这样的制度和压力,不用黄老无为缓解阶层矛盾,就是要活生生逼死一个个普通家庭的节奏,黄老无为像一套枷锁死死钳住官吏们的手脚,想出政绩又不能扰民害民破坏乡里民风,逼迫的基层官僚只有和颜悦色的去劝导百姓大兴农桑积极种田。
而不是派着小吏去各乡里搜刮民脂民膏,催迫百姓把自家的余粮交出来去纳税,百姓们把存粮都拿出来就无法应对每隔七八年来一遭的天灾人祸,大灾一到阖家上下变成颠沛流离的贫民,即使没有田产也还要缴纳人头税,交不起税卖身为奴或者逃入山里做野人,只要被抓住那就得变成闾左的贱民,好端端的一家就这么完了。
汉律太严酷,所以不敢行苛政,朝廷上下各级官僚为了让百姓过的更好,少一些被高利贷逼迫到家破人亡的例子,就不得不更加急迫的想办法解决种田难的麻烦。
改变制度难免要毁掉黄老无为的体系,被压制的小官吏们失去制度的掣肘,一转头就会变成手持绞索慢慢勒死百姓的刽子手,但是百姓们解决贫困求温饱的难题还是得解决。
解决的思路就在这不起眼的南庄。
南庄村民是非常幸运的,他们遇到了善良的平阳侯曹时。
自掏腰包搭建起巨大的水车和磨房,又悄无声息的为庄户们指了条养鱼赚钱的好生意,庄子里的男丁全都在长安城南的赛马场忙活着赚口粮,家里少了几个能吃饭的壮汉,一年下来无形中又节省出二十石口粮。
相信要不了几年,平阳侯府下的庄子个个变成远近闻名的富庄。
不声不响不急不躁,没有大张旗鼓。没有夸功自傲,仿若春雨润物细无声。
治国不需要滔滔不绝如黄河之水的长篇大论,治国需要一颗认真负责为人着想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