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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1页）

缺乏互信的恶性循环

这表明，党本身需要改革。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在不断壮大，但社会更多的是给改革创造压力，而非改革本身。如果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出了大问题，那么党对改革的领导能力就会成问题。就改革而言，中国已经走到了令人担忧的一步。很多年里，改革的动议越来越少。即使出现一些改革动议，也往往缺少有效性，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连小雨点都没有。有效改革的缺失，加上腐败的日益严重，导致政府在社会的公信力大大下降。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进而对改革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无论政府推出什么样的改革，社会都会抱怀疑的态度。现在，即使政府真正想推行一些有利于社会的政策，也常常会遭到怀疑。社会对政府政策的高度怀疑使得政府难以获得社会的支持。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长期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人会怀疑，党如果要长期执政，并且是有效执政，就必须改革，牢固树立其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党的改革可以从多方面进行，但其中很重要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重新建立党和社会的连接点或者有机关系，即是说，要回归党本来的存在意义。根据共产党的理论，党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应当不是个问题，因为党本身就应当是社会的一部分，党员仅仅是社会成员中的先进分子。但理论归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看到和体会到的是党和社会的严重脱节。

中共建制化的逻辑后果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党及其各种外围组织（包括共青团）的建制化（或者官僚化）。任何政党一旦建制化，与社会脱节就不可避免。一旦建制化，党就会&ldo;城堡化&rdo;，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这种情形，东西方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在西方，因为存在着定期的选举，政党比较能够维持和社会的有机联系。一旦和社会过分脱节，就很难从社会获取选票。再者，由于西方政党的主要功能是组织选举，所以建制化的程度并不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是社会的有机部分，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就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但革命之后，党本身很快就建制化。不仅党这样，连其外围组织也高度建制化。可以说，党是通过把所有社会团体（包括民主党派）建制化来重组社会的，使得各个社会组织都依附于党本身，并成为党的社会基础。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说，党的社会基础建制化了。但正因为党的社会基础被建制化，党必然和整体社会脱节。建制化的组织往往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整体社会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出现，党的社会基础出现了变化。为了与时俱进，扩大社会基础，党开始向这些新兴社会团体敞开大门。执政党不仅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而且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参与政治。这样做表明党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也的确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但是党向社会单方面的开放并不能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因为这样做的逻辑还是一样的，即建制化，把新兴社会阶层纳入建制。这些群体除了在党内（或者政府内部）利用建制来追求利益之外，很难说能够为社会整体追求利益。实际上，新兴社会群体进入党内并没有改变社会对党组织和党员日益不满的声音。

怎么办？如果建制化在任何社会有其必要性，那么要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就必须让党员（及其外围组织成员）走向社会，让他们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员，就是这里所说的&ldo;志愿者&rdo;化。西方政党的很多党员都是志愿者，尤其在选举期间。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党员并不多，普通党员大都是志愿者，帮助执政党的议员和部长联系民众。

党员应走向社会重新获得使命感

党员的&ldo;志愿者&rdo;化有助于培养他们对党的认同感。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党员越来越多，但党的认同感越来越淡。在中国，入党的过程本身就有问题。西方的政党是选举党，入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帮助党赢得选举。在中国，现在要求入党者（或者被要求入党者）的动机越来越功利化。理论上，入党还是要追求党的利益的，但实际行为上，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党的利益为何物。有人说，现在的入党的过程就是&ldo;假话&rdo;的社会化过程，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入党是一个&ldo;向上&rdo;（即对党组织、尤其是党组织中的个人）而非&ldo;向下&rdo;（即在社会上的实际表现和社会的评价）的过程，只要党组织（中的个人）认可了就可以入党。

很多人入了党之后更是迷惑，失去了方向和使命感。他们既没有什么参与政治的机会，也不能站在社会的一边。对党的现状和问题（尤其是干部的腐败），很多普通党员是有认识的。但他们能够做什么呢？无能为力、失望，是他们的共同感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要比普通人更悲观。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旦这种感觉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党员（尤其是干部）就会变得毫无公共责任感，追求私利就会成为其最重要的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的目标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把普通党员推向社会，才能使他们重新获得使命感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