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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地方领导层集体性腐败

和&ldo;第一把手腐败&rdo;紧密相关的现象就是地方领导层集体性腐败。前些年，在宁波、湛江和厦门都发生过类似的现象。陈良宇案也差不了多少，与他有关的很多干部都卷入到了腐败中。集体性腐败非常可怕。

一旦腐败是集体性的，地方政权就往往变成&ldo;独立的腐败王国&rdo;，造成&ldo;水滴不进，针插不入&rdo;的局面。在这种腐败的环境下，正直的干部反而寸步难行，没有生存空间，要么无法开展工作，要么就同流合污。而集体性腐败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因为涉及&ldo;第一把手&rdo;，地方本身是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因为是集体性腐败，地方官员也有相当的能力来维持他们所建立的&ldo;地方腐败王国&rdo;。他们可以欺上瞒下，动用一切资源，防止他们的腐败行为曝光。要等到中央政府干预，往往是为时已晚。比如陈良宇案，实际上外界传闻已经有多年了，但直到现在才有了结果。这一期间造成的恶果和损失无法计量。

和&ldo;第一把手腐败&rdo;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外界所称的&ldo;秘书帮干政&rdo;。主要领导人的秘书干政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秘书的主要职责是服务于领导。因为和领导的关系好，领导往往会对其秘书有特殊的照顾。很多秘书都在日后走上了领导岗位。

秘书从政并不是没有好处，他们熟悉各方面的关系，协调能力强。但是，秘书干政也经常对中国政治造成一些负面的结果。秘书往往精于权术，行走于党政机构的方方面面，知道如何讨好其直接领导，也懂得如何钻体制的空子。也有一些领导干部高度依赖于秘书，往往失去了自己思考和处理事务的能力。秘书的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其从事腐败的能量。从陈希同的秘书到陈良宇的秘书，都是如此。要指责领导干部没有管好其身边的秘书或其他工作人员很容易，但问题是在现行的体制下，由于秘书的特殊位置，很多领导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秘书的支配，对秘书言听计从。没有秘书，一些领导干部可能要成为聋子或者瞎子。

制度环境造成腐败

以上就是中国地方&ldo;第一把手&rdo;所面临的普遍制度环境。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腐败非常容易，而不腐败则要困难得多。这就造成了腐败的不可遏制。中国社会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对腐败又似乎是司空见惯，无可奈何。当然，最终受损的就是整体制度和执政党的权威。但正因为腐败是制度环境造成的，遏制腐败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无论是党内监督问题还是地方领导层拉帮结派问题或者是秘书帮干政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制度改进而得到解决的。

由于地方本身没有能力来遏制和解决地方&ldo;第一把手腐败&rdo;现象，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变得重要起来。就陈良宇案来说，解决起来那么困难，除了上述各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陈良宇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特殊背景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困难，就是说，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对地方有影响，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层面。这就涉及省委书记或者其他地方领导人要不要兼任政治局委员的问题。

政治局是中共主要决策机构，地方领导人进入政治局非常重要。但地方领导人兼任政治局委员的方法的政治合理性有待于考量。这种兼任一方面对中央的权威有太多的牵制，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有助于地方&ldo;独立王国&rdo;的形成。

这些年来，地方腐败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央政府疲于反腐败。以中国之大、腐败之盛行，中央政府依靠自身的能力，能解决多少腐败的案例呢？除了不断强化党内监督之外，借助社会力量反腐败也变得不可避免。社会反腐败就是要实行地方政治的透明化。在任何政治体系内，无论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透明政治是反腐败最有效的方法。数年前，在周正义案发生时，陈良宇案就已经开始被披露，但民间的力量很快就被上海当局压制下去。如果法律能够为民间的力量提供保护，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快得多，有效得多。

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处于一个转型期。转型给腐败提供了各种机会。腐败如果不能得到整治，就会给转型带来巨大的风险。建设一个防止腐败和反腐败体系的意义不言自明。但任何防止腐败和反腐败的体系，只有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时，才会有效。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0月17日

中国当依靠社会力量反腐败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6月1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要把反腐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标本兼治。最近以来，随着中共十七大的临近，中共反腐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深。可以相信，十七大以后，反腐败会是中共高层重要政治议程之一。实际上，反腐败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自80年代后期以来，所有中共领导人和政府都非常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这并不难理解。中国政治改革尽管也包含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但更为重要的目标是强化执政党的治理能力。腐败一方面腐蚀执政党的机体，另一方面又对党在人民中间的政治合法性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执政党必须加强反腐败，否则就会造成不堪设想的政治后果。